“二丁事件”和庄则栋政治沉浮

“二丁事件”堪称十年动荡末期三大“小人物事件”中的佼佼者，与之并列的还有“张铁生白卷”事件和“小学生日记”事件。这三起事件在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短短半年内相继爆发，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相较之下，“二丁事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体育领域，不及后两者广泛。乒乓球名将庄则栋的政治起伏便由此事件所引发，引人深思。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二丁事件”中的两位主角——二丁，他们的生活并未因庄则栋的政治沉浮而受到太大影响。这也正是事后人们对此事件了解不多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时间推移，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本文作者采访了主要当事人，力求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庄则栋遇“二丁事件”

1974年二月的中旬，庄则栋结束了在“中央读书班”的进修生涯，重返国家体委。仅仅十余日后，他便遭遇了所谓的“二丁事件”。

回望1973年，这一年标志着庄则栋政治生涯的一个高峰时刻。在这一年，他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组的副书记，这一职位相当于副部长级别。在60年代，他在乒坛赛场上独领风骚，凭借其独特的中近台两面快攻打法，成功夺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和世界锦标赛的三连冠。从1961年至1971年，以庄则栋为领军人物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四次赢得世锦赛男团冠军。到了1973年的秋季，国际乒联永久性地将一座复制的男单奖杯“圣·勃莱德”颁发给他。有了这座奖杯，他可以毫无遗憾地结束自己的运动员生涯。

数日之后，即在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则栋光荣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从运动员行列中脱颖而出的中央委员，更是党内地位远超时任体委主任的存在。在中国体育界，庄则栋是独一无二的中央委员，一颗政治新星正蓄势待发，光芒将逐渐照耀。恰逢国际乒联主席伊万斯莅临北京，授予庄则栋复制的“圣•勃莱德”杯，这一荣誉更是对他成就的肯定。

刚履任党组领导不久，他便加入了1973年10月6日至1974年2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期“中央读书班”，并被分配至“地方班”。该班的支部书记由天津籍的孙健担任，班内还有两位来自上海的知名“造反”人士，祝家耀与金祖敏。庄则栋在见到这二人时，心中不禁感到几分忐忑。原来，学习班中像他们这样以“造反”起家，对“文革”有所贡献的学员不在少数。相较之下，庄则栋在“文革”初期，却是以“保皇派”著称。巧合的是，那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首领与庄则栋年龄相仿，两人课后交流甚多，甚至常在课后切磋一番乒乓球技艺。

在本期学习班的首堂课程中，我们深入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在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从韶山滴水洞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亲笔信。领袖对伴侣的信赖，给当时年仅33岁的庄则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74年伊始，正值读书班即将步入尾声之际，三件重大事件突兀降临。其一，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此举要求学员们拨出数日时光，深入学习并研讨毛泽东在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其二，王洪文提出增设“文化大革命再教育”的课程，随之而来的是学员讨论的增多；其三，江青紧急召集万人大会，旨在动员“批林批孔运动”，而“中央读书班”的学员们亦需围绕此议题展开专题讨论。至2月8日，王洪文莅临读书班与学员们见面，并发表结业告别演讲，他要求学员们返回工作岗位后，即刻写信向他汇报各自单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进展情况。

庄则栋投身于这期学习班的学习，而学习班闭幕之际，“批林批孔”运动的骤起，亦为其埋下了不幸的伏笔。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向庄则栋伸出了诱人的手。

1968年5月12日，“文革”初期，国家体委系统正式纳入解放军总参军训部的军管之下，曹诚部长出任军管会主任。至1971年7月，国家体委的军管状态宣告结束，曹诚重回部队岗位。随后，原任第38军政治委员，此时已晋升为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的王猛，被任命为新的国家体委主任。

王猛，系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名从军队调入，其前任所在的原国家体委军管会隶属于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指挥体系。王猛履新后，体委的管理权重新回归至国务院的领导之下。

自1971年7月29日至年末，江青接连六次介入体育领域的活动与演讲。自8月31日起，她更是将张春桥与姚文元引入其中，或共同发表讲话，或共同欣赏演出。这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意图，正如江青多次所表白的那样：他们前往体委观摩“表演”，实则是在观察“政治球”，亦或是所谓的“体育政治”。从1971年夏日直至1973年年末，江青对体委主任王猛展开了一系列的拉拢行动，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陪同参观或是观赏“表演”，而是要求王猛陪伴她观影，甚至在聚餐时还要求与王猛比试腕力，这让王猛深感困扰。

王猛加入体委后，迅速掌握了工作要领。他大力启用那些在“文革”初期被打压、被迫“靠边站”的干部，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此举实际上是对“文革”初期将大批干部和知名运动员诬为“牛鬼蛇神”的行径的否定，也因此引发了江青的不悦。初到体委时，王猛对江青怀有敬意，这自然体现了对领袖的忠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猛逐渐察觉到江青的行为失当，尤其对她与周恩来之间的争执深感不满，从而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江青。

不久前，庄则栋结束第二期“中央读书班”的学习归来的短短十余日，便爆发了内蒙古乒乓球队的“二丁事件”。这对丁姓兄妹，丁立春与丁桂荣，分别是球队中的佼佼者，哥哥丁立春生于1946年，妹妹丁桂荣则生于1948年，当时均已年满27岁和25岁，临近退役年龄。丁立春怀揣着继续为球队效力的热忱，渴望能够留队担任教练一职。然而，球队主教练李岩毅却认为教练席上已有合适人选，对此事需慎重考虑。在急切留队的心情驱使下，丁立春捕捉到了球队的一次失误，遂与妹妹联名向国家体委领导致信。

原先，在岁末全国少年比赛的报名阶段，内蒙古队为了力争佳绩，遂将两名略超龄的球员列入名单。然而，此举被赛事组委会察觉并随即叫停，内蒙古队随即遵照指示进行了调整。按理说，此事本应就此了结，但丁立春却觉得处理并不彻底，教练员对他心生芥蒂，甚至与队员发生了肢体冲突。当他发现自己的初次申诉未能得到回应后，丁立春与妹妹再次联名致信，指责内蒙古体委领导推行“锦标主义”，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由此引发了所谓的“二丁事件”。

1972年四月，庄则栋（居中）与美国的乒乓球协会主席斯廷霍文相遇。

王猛处理“二丁事件”。

原本只是球队内部微不足道的小争执，然而在“文革”的狂潮中，两位青年人却将此事过度放大，进而致信于复刊不久的《体育报》。翌年二月，报社相关人员将此事整理成内部报告，并上呈给了“中央文革”的领导人。

江青正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意图趁机整治王猛。然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把柄，她从内参和信件中发现了线索，于是于1974年2月21日写下批示：“应责成王猛同志妥善处理此事。进行赔礼道歉，并治疗其遭受的殴打伤害。揭开体育系统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真相。”

江青的批示，前半部分尚能就事论事，而下半部分则显得相当离谱。她进而与当时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造反派”要员王洪文达成一致，于次日再次批示：“完全赞同江青同志的观点。请转告王猛同志立即办理。”

这两份批示于2月23日递至王猛手中。面对中央两位领导人的指示，王猛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即刻召集党组会议进行传达。当时，王猛对于“二丁事件”的具体情况尚一无所知，于是他指派体委办公厅副主任郭连刚牵头，迅速组建调查小组，火速奔赴呼和浩特，以便尽快掌握事件详情，为后续处理提供依据。

郭连刚，一位根植于山西沁县的“三八式”老革命战士，于1938年投身革命洪流，1940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42年踏上延安抗大的学习之旅。学业有成后，他辗转来到晋冀鲁豫根据地，继而随二野雄师挺进西南地区。此后，他被调至重庆，任职于国家体委。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他担任办公厅副主任一职，主理行政与经费事宜。即便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他仍成为办公厅中唯一未遭受冲击、始终保持工作状态的领导者。

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前往内蒙古调查“二丁事件”的小组负责人。该小组由四位成员组成，包括《体育报》副总编辑王舜华女士、编辑曹炎女士、李明光先生，以及体委宣传司负责记者联络事务的李秉达先生。

在出发前夕，王猛特意将郭连刚唤至个人办公室，嘱其详阅相关的内部文件及江青、王洪文的指示。随后，他递给郭连刚一封亲手书写的信函，并叮嘱他先行阅读，待抵达呼和浩特后，再将此信呈交给内蒙古党委书记及军区司令员尤太忠。

尊敬的老尤同志，尽管内蒙古体委已对相关问题作出处理，但仍有声音反映，他们对二丁进行了打击与报复。恳请老尤同志给予我们调查组以支持。

王猛在信中亲昵地称呼尤太忠为“老尤”，这足以彰显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郭连刚接到命令后，即刻搭乘火车奔赴呼和浩特。（资料来源于2017年12月15日对郭连刚的访谈记录。）

掌握事件的来龙去脉并非一蹴而就。当时，从北京前往呼和浩特乘坐火车需耗时近整天，即便调查速度再快，加上来回的路程，至少也需要五到六天。鉴于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调查组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王洪文等不及了，于是派遣秘书廖祖康于2月26日抵达体委。廖祖康首先找到了体委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询问了王洪文和江青的批示已经过去四天的情况，“王猛为何扣留中央领导的批示，不向群众传达，不执行落实？这其中必定有问题，必有隐情。”

自王猛担任体委领导后，老干部陆续回归岗位，运动员重新投入到训练中，文革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眼见此状，造反派体委成员心急如焚。不久，他们接到王洪文秘书传来的消息，误以为掌握了先机，于是迅速行动，纷纷张贴大字报质问王猛，指责他扣留中央领导批示的动机，质疑他为何不向群众传达，并追问批示的去向。

庄则栋承认责任，却突然反悔。

在当前局势混乱之际，王猛于3月5日主持召开了党组会议进行商讨。他向与会人员阐述，中央首长的重要批示是直接针对我个人的，因此处理此事责无旁贷。他强调，首先要立即展开对事件经过的深入调查，目前郭连刚已带领调查组前往呼和浩特。在真相大白之前，不宜召开大会进行通报，因此所谓的“扣押”根本不存在。然而，部分人对此表示怀疑，并心生疑虑，导致局面紧张。对此，我们应如何应对？

在讨论中，党组成员们普遍认为，鉴于群众情绪激动且上级已有催促，召开大会向众人阐明情况，此乃稳妥之策。

“那就定在明天召开会议，我会详细阐述事件的来龙去脉。”然而，他只能就派遣调查组前往内蒙古的事宜进行汇报，因调查组在多方收集证据的过程中，现已深陷呼和浩特市。

原来，调查组抵达呼市火车站时，便发现站台上有人高举一块醒目的招牌，上面赫然写着：“迎接江青同志派遣的调查组。”

郭连刚走下客车，便向举牌者致歉道：“抱歉，我们并非江青同志所派，而是受国家体委王猛同志的委派，前来调查内蒙古体委的相关情况。”

不久后，郭连刚亲自拜会了负责内蒙古事务的尤太忠，并向其呈递了王猛的信函。

尤太忠在审阅了王猛亲笔信的内容后，明确表示并无对内蒙古体委进行任何庇护的意图。他表示：“我已知晓，提出问题实属正当，若存在问题，理应予以严肃处理。我全力支持你们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

在内蒙古一把手的深切关注下，调查组的行动愈发严谨细致。他们接连不断地与当事人进行深入交谈，力求全面掌握事件的始末。因此，在向王猛汇报时，他们只能简要告知，信件已亲手交付给尤太忠。

故而，王猛召集国家体委干部大会，旨在传达有关“二丁事件”的概况，其内容仅限于对调查与部署的简要概述，信息量相对有限。

此刻党组会议进行得如火如荼，庄则栋副组长便主动发声，他表示，关于两位乒乓球运动员的事宜，主任亲自出面表态固然是好事一桩，但依他之见，由他本人出面向大家阐述此事或许更为适宜。毕竟，尽管他并非当事人，但他曾是乒乓球队的一员，由他来讲解此事，大家或许会更加信服。

“小庄真出色，在危难之际勇于站出来，勇于担当，果然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原来，王鼎华自1960年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便投身北京《体育报》担任记者，频繁采访中国乒乓球队，对庄则栋的成长历程了如指掌，与庄则栋亦颇多交流。

1973年四月，王猛（前排左二）置身于无锡之地，身旁为王鼎华（左三）。

彼时，庄则栋对王猛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并在会议落幕之际，急切地表示自己需立刻返回办公室，着手准备次日早上的演讲稿。

翌日清晨，王鼎华手持笔记本，提前踏足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四楼的报告厅。至上午8点30分，报告厅内已座无虚席。由王猛担任会议主持，他向与会者解释道，鉴于各单位对中央领导指示的关注，故召开此次会议。按理说，我们本应等待调查小组自呼和浩特归来，详细了解情况后再行开会，然而鉴于众人的迫切需求，急于了解体委如何执行领导批示，故今日便召开会议，向各位通报详情。

王猛同志宣布，此刻请庄则栋同志代表党组，就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进行传达和贯彻落实。随之，庄则栋同志登台发表了讲话。

令人意外的是，庄则栋突然发表了一番惊人的言论：“王猛，这四天的情况，是你负责的，应由你向公众说明。江青同志和洪文同志的批示是针对你的，你必须向群众作出解释，无需我多言。”这时，王鼎华正坐在前排，与庄则栋面对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作为党组秘书，他昨日曾详细记录了庄则栋的发言，怎么一夜之间情况就发生了转变？此外，庄则栋平日对王猛极为尊重，总是称呼他为“主任”，甚至不提姓氏，如今却在众人面前直呼其名，态度强硬，显得对立。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他感到困惑。（2017年10月在北京对王鼎华的访问记录）

1972年四月，庄则栋率领代表团抵达美国，于机场与此前在日本相识的美国乒乓球选手科恩重逢。

江青与庄则栋直接通话了。

两年半的时光流转，"四人帮"终被推翻，连带之祸亦随之而来，庄则栋随即遭受隔离审查，至此，真相才得以水落石出。

王鼎华先生，国家体委原政策法规司司长，曾如此叙述：3月5日白日的公务告一段落，庄则栋先生返回至位于运动员大楼的411号小宿舍，正着手准备次日的“说明白”演讲。就在此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宁静，两位体委的“造反派”负责人——李姓和张姓两位先生，应声而入。他们此行是受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的指派，直接从廖祖康处获得了江青和王洪文的批示内容，而廖祖康正是他们煽动斗争的对象。得知庄则栋先生将于次日公开发表声明，他们特地上门劝诫，提醒庄先生切勿轻信，当前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他们建议庄先生不要贸然为王猛发声，既然批示出自江青同志之手，理应直接向江青同志请示。

“今天上午的会议，你务必出席，并对他（王猛）说：‘这是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共同批给你的任务，关于这四天的问题，你向群众说明，我不再过问。’将这个烫手山芋抛还给他。”江青还特别提醒庄则栋，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存在问题。他与林彪的关系复杂，背景不清，某些言行尚待解释。江青强调：“此人十分可恶，你必须发动群众，广泛揭露和批判他。”王洪文也附和道：“你现在立刻回去，我们全力支持你，今后有任何事，随时来找我们。”

庄则栋急忙返回体委。人生路上，高尚与卑劣、光明与黑暗，往往只在一念之间，这一点在庄则栋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他在3月6日凌晨告别钓鱼台时，与几个小时前的他相比，已是面目全非。

紧接着，在3月6日的体委会议上，他公开对王猛主任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1987年11月，王猛（前排右三）受邀出席了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式。

王猛临危，小庄又低头。

庄则栋的突然反戈一击，令会场瞬间陷入一片惊愕。54岁的王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展现出了久经沙场的将领风范，沉着冷静地站上讲台，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他强调指出，针对此事，他们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目前调查组正在呼和浩特展开调查，尚未有最终报告出炉。言毕，会场内顿时鸦雀无声。

“王猛，你与林彪之间有何瓜葛？是否还有未透露的隐情？”此言出自江青之口。王猛神色平静地回应：“我与林彪并无联系，过去也未曾相识。”至此，庄则栋无话可说，会议随即落幕。王猛心中怒火中烧，然而他深知此变故背后必有深意，否则庄则栋不会轻易采取此举。而庄则栋对此举的后果一筹莫展，他深知自己在大会上突然发难，已与王猛彻底决裂，再无转圜空间。

江青与王洪文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所预料，故在十多个小时后的3月7日凌晨紧急召见了庄则栋。此次，江青语气不再委婉，直面庄则栋痛斥：“王猛是林彪那边的人，王猛，你的威风不再，独来独往却难以长久。”“毒蛇总是先攻击，你先咬了我，我必会反击。”庄则栋询问：“王猛态度强硬，我们应该从哪方面进攻？”

“王猛对体育一窍不通，这样的干部怎么会被调到体委？”庄则栋回应称，王猛是周总理亲自指定调入体委的，他从38军调任而来。

此刻，庄则栋猛然想起，近期周恩来总理曾对王猛将赴西德访问一事作出批示，而这批示便存于他的公文包中。他迅速取出，呈递给江青过目。原来，这批示是3月5日国家体委与外交部联合签署的《关于王猛同志应邀回访西德的请示报告》，周恩来总理批准了王猛的出国申请，并在批示中写道：“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积极倡导并热情欢迎群众对其开展严肃、严格的批判，方能有效推动体委的运动开展。”周恩来总理并不了解“二丁事件”，他的批语意在与江青推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相呼应。

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

“你需询问周恩来将如何措辞？完成后，我们需审阅一番。”王洪文通话结束后不久，江青办公室的电话再次响起，秘书通报称是周恩来总理来电，寻找庄则栋，看来已先电话咨询了体委。

庄则栋正欲接听来电，却被江青及时阻止。她对王洪文指示道：“请转告他，庄则栋未曾到访此地，他应前往体委查询。”转而对庄则栋叮嘱：“即刻返回，切莫透露曾至此地。你若接到总理的电话，务必将他所言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随后再与我们联系。”

王猛、庄则栋同志：

据悉，体委正召开批判林彪、孔老二的会议。若王猛同志今晨在即将赴国的文件中，向我们传达几句寄语，大家或许会好奇后续发展。若在批判林彪、孔老二的运动中，我们能够深刻揭露、彻底批判，以至于王猛同志无法及时启程出国，那也无妨，我们可以让其他人接替。我刚刚通过电话将这番话的内容告知了庄则栋同志，现以书面形式补充告知。

即致

敬礼！

周恩来

1974年3月6日4时

事实上，该短信系于3月7日所发，用以替代先前的批示。即便是在作出让步之际，周恩来所撰信函亦显婉转而周密，毫无破绽可寻。事态至此，庄则栋犯下了严重错误。他不仅被江青、王洪文操纵得团团转，还对王猛背信弃义地进行了无理指责，更对周恩来总理不实相告。正是由于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欺骗，隐瞒了其在江青和王洪文身边的行踪，后来在家中不慎提及此事，导致妻子鲍蕙荞极度不满，两人关系由此产生裂痕。此后，这裂痕逐渐演变为感情的冰封，最终导致他们分道扬镳。

“关于这次调查，你无需再发表任何意见，先暂时离开球队，避避风头。”

丁姓兄妹俩，在服役期满后便退出了军旅生涯。事实上，正是这项举措，为“二丁”及其主教练提供了保护。文革落幕两年后，李岩毅得以重返教练的岗位，“二丁”兄妹也渐渐将教授乒乓球作为自己的职业，过上了一种称得上富足的生活，并与教练重修旧好。

郭连刚在呼和浩特市对“二丁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与处理，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三个月。当他们重返北京时，王猛已然被边缘化，不久后便被调离体委，重返军队履行职责。

1961年4月9日，庄则栋（居右）亮相于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的决赛舞台。

国家体育委员会的主任一职由庄则栋接任，但这恰恰成为他悲剧命运的起点。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悲剧的序章在1974年3月5日至7日的短短两天间便揭开了。这位乒乓球领域的世界冠军，因自负与冲动，对极左思想的追随与推行，让他逐渐走向了悲剧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