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彭德怀因病从朝鲜前线回到国内，在北京医院住院接受治疗。鉴于战时的特殊情况，这次回国的消息，仅为极少数人员所知，目的是确保前线军心不受影响，同时保证行动的安全性和隐秘性。在医院里，彭德怀化用了“王校长”的名字，配合医护人员进行诊疗。医师们会诊认定，他面部的肿瘤是良性的，手术切除后，只需再休养两周即可身体康复。

原本，彭德怀计划病愈后立刻返朝，他对前线的局势极为挂心，作为志愿军的司令员，他深知责任重大。然而就在此时，周恩来专程来到医院看望彭德怀，先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随后转入正题。周恩来说，作为政务院总理，他事务繁杂，既要管理国家经济，又要兼顾外交与军事，确实力不从心。他诚恳地对彭德怀提议：“我已同毛主席谈过，希望你别急着回到朝鲜，能否留在国内分担一些军委的工作？”

听罢，彭德怀颇感为难：“前线牵动人心，几十万志愿军等我去指挥，我怎么放心！”周恩来劝慰道：“邓华、洪学智等指挥员都在，几战之后，美方已趋于收敛，你留在军委主持整体事务也好。”彭德怀坦言：“总理，我虽做惯了军人，但更愿意分管农业，去农业部门或许更合适。”周恩来听后，表示会把他的想法转告毛主席。经过毛主席劝说，彭德怀还是留在了军委，兼任志愿军司令员，但只负责重大事项，其余事务交由邓华负责。

1953年6月，志愿军参谋长解方调回国内，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实际上，解方的任命是彭德怀力荐，三年来参与了多场重大战役的指挥，并以朝中代表身份参与开城停战会谈。解方调离后，志愿军指挥部急需补充参谋长。彭德怀权衡各方，认为张爱萍最为适合。早在红军时期，张爱萍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合作默契。

此时，张爱萍任华东军区第七兵团司令员，主管是陈毅。彭德怀决定先与陈毅沟通。电话接通时，陈毅以一贯幽默：“今天怎么有闲心打电话？”彭德怀着重说明解方调职后，志愿军缺少参谋长，希望陈毅能派张爱萍前来。陈毅却以无奈口气拒绝：“张爱萍不能放，其他可以考虑。”彭德怀坚持：“他很能干，我太了解了。”但陈毅坦承：“也正是因为他能力强，这边无法离开。”眼看争执难以解决，两人最终请示毛主席。

毛主席决定，从西南军区调李达赴朝鲜，担任志愿军参谋长；张爱萍则继续留在华东军区，协助陈毅稳定地方事务。各方都能接受，难题就此化解。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返回北京。他面对妻子浦安修的憔悴神色，安抚道：“我去农场参加劳动，你还能正常上班，组织决定很公正，互相分担也减轻了农民负担。”此时，陈毅是第一个来看望他的老战友。

以往，两人见面，总是先听到陈毅爽朗又诙谐的话语。彭德怀也常被他逗笑，两人畅聊军政大事，总能谈得痛快。然而这一次，陈毅没有多言，径直走进房间，带着浓重的四川腔低声劝慰：“还得考虑大局，心宽一些。”彭德怀沉默片刻没有答话。陈毅关切道：“你之后怎么打算？”

彭德怀若有所思，用家乡话坚定回答：“从事劳动生产，自力更生。”陈毅点头赞许，语气认真：“我还是趁这段时间多读点书，别的以后再说。不光你，我也希望能抽时间学习。”彭德怀觉得这个建议颇为中肯，于是点头表示赞同。

陈毅离开后，彭德怀产生了搬出中南海的念头，想找一处能兼顾劳动和学习的新居。他对妻子说：“你去找下尚昆同志，看看能不能帮我找到一个空一点的地方，方便参加农业劳动。”自红军时期起，彭德怀与杨尚昆就是多年的搭档与好友。

杨尚昆将他的请求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思索后指示：“既然他想搬，就近郊找个合适地方吧。”不久，彭德怀住进了北京西苑的吴家花园。在此期间，他在郊区务农，闲时则研读马列主义理论，生活忙碌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