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合用，请告知，我将为主席重新配置。”因此，在许多人眼中，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如同一体，不可分割的。

自不必讳言，毛泽东与周恩来虽为同一人，但毕竟分属二人，故其思想与行为难免有所差异，出现分歧乃属寻常。关键在于，他们能够有效驾驭分歧，于共同理想之下寻求共识，存异求同，携手共进，这正是他们伟大的所在。

毛泽东逝世之后，江青的第一位机要秘书阎长贵遵照中央的指示，对毛泽东与毛远新之间的对话进行了整理。阎长贵回忆称，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的一些行为发表了批评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

随着林彪事件尘埃落定，党中央组织了批林整风汇报会。会上，周恩来同志率先发言，梳理了我党历史中经历的六次重大路线斗争，并特别提及了陈独秀与张国焘的相关内容。

毛远新全程参与了会议，对周恩来及其他重要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在随后的与毛泽东的一次随意交谈中，不知怎的，话题意外地转向了林彪与周恩来总理。

在聆听完毛远新的讲述之后，毛泽东的情绪突然波动，眉宇间也泛起了深深的皱纹。片刻过后，他语气坚决地对毛远新言道：“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将责任归咎于德国顾问李德，这种做法是极不恰当的！”

这话一说，毛远新不禁感到意外，心想：“莫非主席是在支持李德？”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尽管毛远新与毛泽东同住，叔侄俩却很少探讨政治话题，那时的毛远新对党内错综复杂的历史了解，与常人相差无几。

毛远新未敢将内心的疑惑脱口而出，却静心倾听毛泽东的言论：“当前，党内众多同志将昔日的过失尽数归咎于李德，仿佛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 solely 归因于他，对此我持有异议。实际上，王明路线才是导致整个苏区丧失的根本原因。在政治方针上，应由博古和洛甫（即张闻天）共同承担责任，至于军事上的败绩，则应由周恩来负责。”

当毛远新第五次听闻反“围剿”战败的消息，并听闻这一失利不能完全归咎于李德、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亦需承担部分责任时，他震惊不已，甚至难以置信地反问：“总理难道也要为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承担责任？”

毛泽东环顾毛远新，语气坚定地回应：“的确如此！然而，周总理的错误与王明迥异，亦不同于李德、博古。他并无个人路线，只是不幸遵循了那条错误的道路。”

面对这些前所未闻的言论，毛远新不禁噤若寒蝉，既不敢妄加评论，亦不敢擅自发表己见，唯有手握笔与纸，将毛泽东所言悉数详尽地记录在案。

【转换失败】：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毛泽东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对毛远新说了很多一些连党史文献中都没有记述的过往秘辛。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在深入交谈至尾声时，毛泽东对毛远新强调道：“周总理的最大功绩，并非源自解放前的岁月，而是在解放之后。他对我国国民经济及国家管理体制的建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自建国以来，不论是宏观的治国方针，还是微观的民生问题，具体如何实施，都凝聚了周恩来总理的智慧和心血。”

如何解读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评价？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尽管毛泽东在党内和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这一声望却是自秋收起义以来，凭借他卓越的远见与非凡的工作实绩累积而成的，主要源自基层的广泛认可。然而，他并未赢得“上海中央”的青睐，亦未获得上级的明确肯定。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述，便是：民众支持，领导不悦尽管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且为上海中央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他却始终未能踏入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反观周恩来，自苏联归国以来，便始终身处中共的核心圈层，自党的“六大”之后，便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党内地位远超毛泽东。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与态度，对于后者而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实际上，在这一阶段，无论周恩来对毛泽东持有何种看法，他始终秉持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创举之一便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施“武装割据”，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党内部对此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1929年2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二月来信”，对毛泽东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红四军采取分散游击的战术，同时将毛泽东和朱德调离。毛泽东在收到这封信后，感到极度不满，于4月5日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复信，指出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过于悲观”。后来，随着蒋桂战争的爆发，周恩来并未坚持“二月来信”的精神。然而，毛泽东的这一“犯上”之举，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当朱德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周恩来并未因此对毛泽东进行报复。周恩来与朱德、陈毅的关系都十分深厚，他与陈毅更是留法同学，同时也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在此次争论中，周恩来依然选择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的原则，包括“党对军队的指挥，而非军队指挥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铸就了崭新的人民军队，也才让毛泽东得以指挥这支军队，演绎出中国革命那场波澜壮阔的史诗。

抵达苏区后，在军事指挥权的核心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曾出现显著分歧，直至“宁都会议”彻底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场争论方告一段落。然而，当毛泽东抱病远行之际，周恩来仍亲自前往相送，并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前线有需，即刻发电，我接电必返”的承诺。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周恩来在人际交往中的高超技巧，亦体现了毛泽东将事业置于首位的崇高品质。

在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中，周恩来身为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的一员，肩负着协助李德处理军事事务的重任，并具体负责军事计划的执行。尽管如此，对于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也需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遵义会议之后，正是由于周恩来对毛泽东工作的支持，以及放手让他大胆指挥，红军的境遇才得以逐步改善。这充分表明，周恩来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在关键时刻能够作出明智的抉择。此外，在长征初期，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本无意将毛泽东一同带往长征，而是打算将他留在中央苏区。这并非博古有意借助国民党之手，而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不满。毕竟，当时无人能预见，红军撤离后，国民党会在苏区实施“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残酷政策。毛泽东本人也对左倾领导层持有反感，因此不愿随军行动。于是，毛泽东向中央写信，请求留在苏区继续斗争。然而，中央已经决定让项英留守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分局，领导苏区斗争。项英与毛泽东之间长期存在矛盾，且二人性格强势，均不适合同时留在苏区。若将毛泽东留下，项英便需离开。然而，长征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苏区留下的其他人员也已确定，其中许多都是由项英亲自挑选的。在这种情况下，若决定留下毛泽东，必然导致人员变动，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时间紧迫。因此，博古和周恩来均不同意毛泽东留下。为了说服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与他进行了通宵达旦的长谈。最终，毛泽东同意随大部队一同长征。

无论毛泽东与周恩来具体谈论了何事，不论他们离去或停留背后的主观动机如何，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致的：毛泽东投身于长征的征途！这一决定为改变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和命运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后续的历程便不再赘述。湘江战役结束后，在毛泽东的坚定主张下，红军毅然放弃了原先计划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的“既定方针”，转而深入西南腹地。经过四次渡过赤水河的艰苦行军，红军成功摆脱了困境，最终抵达了陕北。

需要一位真正了解中国的人来领导，而周恩来所提及的正是毛泽东。可以说，正是历经重大挫折，周恩来才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以及中国革命对毛泽东领导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斗争期间，叶剑英透露了张国焘的“秘密电报”给毛泽东，此事让毛泽东铭记在心，甚至在他晚年仍对叶剑英高度评价，称其“吕端大事不糊涂”。由此看来，面对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危机时刻所展现出的精准判断以及对其长期的坚定支持，毛泽东怎能不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呢？

实际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评价是相当辩证且一分为二的。他一方面高度认可周恩来在建国后对于国家经济及行政管理体制构建与运作中的巨大贡献，对国务院的工作更是寄予厚望，将其视为重托。然而，另一方面，毛泽东亦指出，由于个人性格与成长背景等因素，周恩来在面临一些关键节点时，确实有过分强调对上级“服从”的现象，对于上级意见的正确性及可行性考虑不足，因此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显得僵化，缺乏灵活性。换言之，他过于重视“不犯组织错误”，却可能因此犯了其他错误，乃至“路线错误”。对此，周恩来本人亦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在延安整风期间，他自我剖析称，在王明路线掌权时期，自己存在“宁肯犯路线错误，也不愿犯组织错误”的问题。

或许，这正是毛泽东所要传达的，对周恩来真实情感的深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