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昔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重返中国大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这种形势下，远隔台湾的蒋介石父子亦迅速投入行动，力图重返中国大陆。

然而，蒋氏父子返归大陆之举，实则有所制约。蒋介石当时便向毛主席提出了六项具体条件。

尽管这六项条件颇为刁钻，甚至有些苛刻，然而毛主席却以宽厚的胸怀，毫不犹豫地全数予以应允。

遗憾的是，蒋氏父子最终未能重返大陆，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最初一直怀着所谓的“反攻大陆”的美梦，期间也曾搞了很多小动作，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原计划以武力手段收回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该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半岛交战各方共同签署了停战协议，标志着持续逾三年的朝鲜战争正式画上了句号。

然而，那时的世界并未陷入宁静，直至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越南停火协议的签署，一度紧绷的国际局势才逐渐开始平息。

在全球的宏观形势下，中国政府在持续推动国内发展的过程中，其对台湾的政策亦经历了显著的调整与演变。我们已将以往依赖纯武力解决问题的策略，转变为“武力与和平手段并用”的新方针。

例如，在1955年5月举行的全国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始终愿意，在一切可行的条件下，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台湾的解放。

毛主席亦言：与台湾“和”为贵。

台政策转变，引致部分人观点改变。国共谈判将很快重启。

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享有盛誉的民主人士、曾深度参与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的章士钊先生，毅然决然地毛遂自荐，向周恩来总理提出申请，愿赴香港，联络当地尚存的国民党旧部，致力于说服蒋介石，全力以赴推动新一轮国共谈判的顺利进行。

毛主席与周总理立刻应允了章士钊先生的恳请。更有甚者，中共中央特地致信一封，指示章士钊设法将其转呈给蒋介石。

在这封信中，我党展现了充分的诚意，其中四点尤为值得特别提及！

首先，在外交事务归中央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台湾方面的人事配置及军政大权，均由蒋介石负责。其次，若台湾地区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中央政府将予以拨款支持。第三，台湾社会的改革进程相对稳健，尚需等待条件进一步成熟。同时，我们也充分尊重蒋介石先生的观点，并与台湾各界的人民代表进行充分协商。第四，国共两党应确保不采取任何损害对方的行为，此举有助于双方实现新一轮的紧密合作。

不可否认，这四点充分彰显了我党的坚定诚意，同时也深刻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期盼与坚定决心。

此外，信末提及：“奉化墓庐存，溪口花草好。”

显而易见，此言意在唤起蒋介石对故土的怀念之情，期盼他能够返乡一游。无论从情感、道义还是个人利益的角度考量，蒋介石似乎都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事实上，此信一旦落入蒋介石手中，虽未立即作出回应，他却紧握信纸，反复细读数遍，其间竟缄口不言，一言不发……

或许，蒋介石早已萌生重返大陆的念头，然而这位深谋远虑的领袖，并不会在局势未明之时，轻易表露其心迹。

为洞察北京方面之真实意图，蒋介石于1957年委派其门生宋宜山赴京。

宋宜山另有一重身份，彼时身为抗日英雄宋希濂的亲兄弟，而宋希濂本人正身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之程。

同年四月，宋宜山历经波折，最终抵达北京，有幸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交谈中，宋宜山坦陈道，此次北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探询中共对于和平谈判的立场与意向。

周总理闻言，便向宋宜山提及了大革命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以及重庆谈判期间的国共协作，随即微笑着补充道：“一家人就好！”

周恩来以坦诚的相待，使宋宜山对我党的疑虑得以消除，此刻的他亦深信，新一轮的国共谈判即将拉开帷幕。

随后，在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下，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出马，与宋宜山进行了深入的商谈。

商谈毕，宋宜山返港。

返抵香港之后，宋宜山迅即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长达万言的报告。然而，报告中对大陆所取得的诸多成就赞誉有加，使得蒋介石阅读后心情不快。加之当时大陆正在进行“反右斗争”，蒋介石最终判断，此刻展开和谈的时机尚显不成熟，决定暂缓，待时机成熟后再行商议。

未阻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志。

继此之后，知名爱国志士曹聚仁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欣然肩负起连接两岸的艰巨使命。

数年的劳碌奔波并未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国民党方面的立场依旧徘徊于模糊不清之中。直至1965年，局势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1965年7月，作为国民党“二号人物”及昔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重返祖国怀抱。

李宗仁归国之际，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目睹这一局面，远在宝岛台湾的蒋介石父子亦感不安，既然代总统尚且遭受此等对待，那么身为“正总统”、抗战时期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的他，理应享有不低于此的礼遇。

曹聚仁迅速得到了一则重磅消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即将莅临香港，亲自接他赴台湾商讨重大事宜。

一接到通知，曹聚仁即刻启程赴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谈判的关键事宜。事毕，他迅速返回香港，静候蒋经国的莅临。

蒋经国按时抵达，两人便在海上展开了私密对话。

首先，蒋介石在重返大陆并携带其旧部后，继续担任国民党的总裁一职。

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

台湾不接受美国援助。

四、台海、空军归北京统辖。

第五、合并厦门与金门为自由市。

第六、台湾地区现任官员的官职级别及其福利待遇将维持现状不变。

尽管这六项要求略显苛刻，然而出于对整体利益的考量，毛主席最终还是决定予以全部应允。

此外，中央亦提议将江西庐山地区划拨，专供蒋介石居住与办公之用。

自然，上述几项要求并非涵盖全部，每项要求之后，都附带有相应的补充条款。

譬如首则规定，蒋介石虽归返大陆，依旧执掌国民党总裁之职，然其居住地却不能选择故乡浙江，唯有选取除之以外的任何省份或自治区。

此外，尽管蒋经国担任台湾省省长一职，他却并未掌握军事与外交的权力。至于其他政务事宜，台湾省政府享有为期20年的全权处理权，待此期限届满后，双方将重新进行协商。

此外，台湾陆军已进行缩减，调整为4个师编制。其中，一个师负责驻守于厦门及金门周边地区，其余三个师则部署在台湾岛内。

由厦门与金门共同构成的“自由市”，主要扮演着连接北京与台北的缓冲及联络角色。

该“自由市”的行政首脑由驻军师长兼任，而该军师长的人选确定，须在获得北京方面的批准后方可正式任命。

毫不夸大其词，台湾回归大陆的步伐已近在咫尺。然而，1966年大陆局势的剧变，使得蒋介石对国共谈判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进而再次更改了初衷。

此事再度搁浅！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新一轮变动，此事似乎迎来了新的转机。

当时发生数事。国民党代表遭逐出联合国、中日关系的积极进展、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这一切均对大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远隔海角的蒋介石目睹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他心急如焚，渴望与北京方面建立联系，以期重启谈判的大门。

当时，曹聚仁先生已然仙逝，即便年届九旬、需靠轮椅代步的章士钊先生，亦毅然决然，再次挺身而出，肩负起完成这一历史性伟业的重任。

1973年五月，章老搭乘航班离京赴港，周恩来总理亲自莅临机场，为其送行。

遗憾的是，章老在香港逗留短短一个月后便病倒，终因治疗无效，于同年7月1日不幸离世。

即便章老未能完成其宏伟之志，“出师未捷身先死”，然而在香港的短暂时光里，他却倾力投入，成就斐然，其影响深远。

鉴于对台湾未来与命运的深切考量，蒋介石再次萌生了重启谈判的意向，并将这一重大使命托付给了国民党元老，时年已满75岁的陈立夫。

陈立夫同样渴望促成此次谈判，以期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种种因素的制约使他终究未能亲眼见证这一时刻的到来。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离世，次年秋，毛主席亦驾鹤西归，历史终归留下了些许遗憾。

然而，直至生命的终结，蒋介石始终未能实现其重返大陆的深挚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