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鹏，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其人生阅历丰富，尤其是伴随周恩来长达二十余年，这一经历将他个人的命运与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在他的人生旅途中，还有相当一段时光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担任领导职务，并且全程参与了该部门的创立历程。

在其生涯中，童小鹏曾长期服务于中共中央统战部，担任领导职务，并亲身参与了该部门的创立历程。至今，那段时光已过去整整66年。诸多细节，均能通过追溯童小鹏的个人经历而得以生动重现。

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秘书

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不久，为迎合未来发展的趋势，全面提升红军干部的综合素质，毛泽东同志提议，决定创立红军大学。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随即接到组织委派他前往即将开学的红军大学深造的通知。得知自己能够抓住这一难得机遇，童小鹏内心充满了喜悦。他曾在家乡仅接受了短短两三年的不正规小学教育，如今却能步入革命队伍的最高学术殿堂。

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隆重揭幕。当日，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亲临现场，共同出席了开学盛典。

在庆典现场，毛泽东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运用形象而幽默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的革命局势：“近期革命局势严峻，我们不得不踏上了漫长的长征路，走过了二万五千里。即便孙悟空能腾云驾雾，我们却只能脚踏实地，步履维艰。曾几何时，红军人数众多，如今却锐减至两万余人。幸亏有刘志丹同志为我们找到了这块宝地，否则我们真不知将何去何从。我们绝不去外国，中国如此辽阔，东方不亮有西方，南方黑暗有北方。现在，我们将‘反蒋抗日’的口号调整为‘逼蒋抗日’。陕北的老乡们用驴狗子搬运物资，驴狗子不愿爬山，他们就在前面拉，后面推，必要时还用鞭子驱赶。蒋介石抗日就像驴狗子上山，我们要逼着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1938年，童小鹏、朱瑞、杨尚昆、叶剑英、彭雪枫、张纯清、李涛等革命先辈（前排自左至右依次排列）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继而，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创办红军大学的深远意义：“回顾第一次大革命，广东曾设有黄埔军校，其学子们成为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助力北伐取得胜利。然而，革命的使命至今尚未彻底完成。我们的红军大学理应承继黄埔的精神血脉，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大革命中扮演主导角色，努力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红军大学校部于瓦窑堡南门外的米梁山新建落成，林彪担任校长一职，而毛泽东则担任教务委员会的主席，罗瑞卿则执掌教务长之重任。

红军大学初创之际，学员的编组并非以“班”命名，而是称作“科”。童小鹏便被编入了一科。该科的学员主要由红军中师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其中包括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张纯清、杜理卿、杨立三、苏振华、符竹庭、耿飚、张爱萍、郭述申、赵尔陆、王平、周士第、张经武、陈士榘、黄永胜、彭加伦、周建屏、李涛、贾拓夫、邓富莲、张达志、宋裕和、莫文骅、贺晋年、张树才、刘惠农、吴富善、谭冠三、萧文玖、罗宝连、武亭（朝鲜）、洪水（越南）等。一科的负责人为陈光，政治委员则是罗荣桓。

童小鹏回忆道，有人曾对一科师级以上干部学员进行过一次统计，结果显示，平均每位学员身上都留下了三处战场上的伤痕。然而，身为秘书的童小鹏却一无所伤，他不禁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能与这些战绩显赫的指挥员们一同分到了同一个科室。

然而，在红军大学短暂授课未满两周，童小鹏便听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有意将他调往二局任职。起初，他内心颇感不悦，毕竟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即将被打破，于是他打算求助于教务长罗瑞卿，希望为自己争取一番。

童小鹏尚未寻觅到罗瑞卿，却意外地得知罗瑞卿主动前来，将组织的安排予以传达。面对组织的决定，童小鹏虽不得不表示接受，却向罗瑞卿表达了自己虽将投身二局工作，仍希望能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前往红军大学进修学习的愿望。罗瑞卿对此表示大力支持，并亲自与曾希圣取得联系，成功获得了曾希圣的赞同。

童小鹏入职二局后， whenever he found a moment of leisure, he would make his way to the Red Army University for classes. Just over a month into this dual life of work and study, for reasons unexplained, the Second Bureau granted him permission to return to the Red Army University for further education.

“你们虽身处石器时代，却得以学习人类最前沿的社会科学。”

童小鹏养成了记录日记的习惯，他清晰忆起，1936年8月13日，校长林彪忽然将他召唤至旁。林彪平日言辞简练，此次却只字一句地告知：“毛主席欲与你面谈，旨在安排你担任新职务。”

童小鹏随即拜访了军委机要科的负责人叶子龙，鉴于他当时已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引领他步入毛泽东的办公室。

童小鹏未曾料到，与毛泽东的首次近距离接触，竟是以遭受毛泽东严厉指责的形式展开。毛泽东未加思索便质问：“你为何不愿留在二局工作？”这一提问令童小鹏恍然大悟，或许正是由于二局觉得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才同意他重返红大深造。

毛泽东的质问令童小鹏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然而，他的批评却如连珠炮般不断：“分派的任务岂能随意置之不理，若是人人如此，战事将难以进行。煤炭工人若不挖煤，船只、火车、工厂都将陷入瘫痪。二局的工作虽不甚艰辛，但若艰辛，为革命亦需咬牙忍耐。红军必须恪守纪律，不能随心所欲挑选工作……”

然而，毛泽东对童小鹏并非一味地进行批评。在指出不足之后，他的话语逐渐变得温和：“你是个优秀的同志，尚年轻，未来充满无限可能，应当明白这些……如今你被调至此处担任秘书一职，不妨也利用空闲时间去红大旁听课程。”

“受到毛主席的指正，实乃幸事，如今得再赴毛主席麾下工作，更是难得的机遇。诸位当勤奋工作，不懈学习。”

翌日，童小鹏便踏入了中央军委机要科。那时，机要科中汇聚了李质忠、叶子龙等七八位同仁，而他亦与李质忠、叶子龙同住一室。尽管童小鹏已被委以毛泽东秘书的重任，然而在漫长的日子里，毛泽东处理事务时仍习惯性地寻找叶子龙，对他的召唤却寥寥无几。

童小鹏犹豫着没有直接联系毛泽东，也不便频繁前往，便向叶子龙请教对策。叶子龙回应道，既然未接到召唤，可以先在机要科协助校对电报。此事后，不少得知此事的人便半开玩笑地调侃童小鹏，称他为“毛主席的荣誉秘书”，实则他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的助手。

源于“半分私念”跟周恩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于西安发动了兵谏，将蒋介石及其一同前往西安，旨在敦促他们剿灭共产党的几位国民党高级官员予以扣留。当天，中共在西安负责统战工作的刘鼎便立即将这一情况电报至保安的中共中央。

童小鹏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夜晚，他与叶子龙一同躺在炕上。译电员朱志良手持电文，急匆匆地跑进来将叶子龙唤醒。叶子龙对电文中出现的“兵谏”二字感到困惑，遂向童小鹏求助。然而，童小鹏同样不解，于是立刻将电文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浏览完电文后，欣喜地说：“有好事了。”至此，叶子龙方才明了其中原委。关于此事，我最初是通过采访叶子龙得知的。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际，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向中共中央发去了急电，恳请中共指派代表赴西安，共同商讨如何妥善处理扣押蒋介石后的诸多重要事宜。中共中央闻讯后，立即作出决策，派遣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组成代表团，即刻启程前往西安。

童小鹏听闻中共代表团即将前往西安，并计划携带报务员及译电员同行，心中便萌生了随团前往的念头。自幼牙齿便不佳，加入红军后，龋齿的困扰一直伴随他，让他苦不堪言。来到陕北后，这种痛苦更是加剧，几乎难以忍受。因此，他心想，此次随团赴西安，既是工作所需，也能借助大城市优越的医疗条件，彻底解决自己的龋齿问题。

童小鹏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机要科长叶子龙，叶子龙建议他直接向周恩来提出请求。自加入军委机要科以来，童小鹏虽曾与周恩来有过会面，却从未单独与他交谈。他心中不禁犹豫，担心若是首次单独对话便提出个人要求，或许会给人留下不佳印象。

然而，面对龋齿带来的剧痛，他还是在一次向周恩来递交电报的机遇下，鼓足勇气，向周恩来表达了想要随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的强烈愿望。

童小鹏未曾料想，周恩来在听闻他的想法后，并未对他将个人事务与工作交织的做法提出批评，反而态度温和地回应道：“这无妨。”尽管西安已有报务员和译电员在岗，但随着代表团即将前往，电报通讯量将大幅增加，原有的人员配置或许不足。为此，周恩来已考虑让曾三担任报务员一职，而你则可担任译电员。

周恩来曾言：“我深知你在机要科中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此岗位正适合你。工作之余，不妨一并治疗牙齿，若有其他病症，也可一并调理。”周总理的关怀与理解，让童小鹏瞬间感受到了一股暖流。

12月14日，童小鹏随周恩来及其他同行人员一同从保安启程，前往当时称为肤施的延安。他们在16日搭乘张学良所派遣的飞机抵达西安。关于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的时间，有说法指出是12月17日，但童小鹏坚持自己的记忆，确认为16日。

自那时起，童小鹏始终伴随周恩来左右，足迹遍及西安、南京、武汉及重庆；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他亦追随周恩来辗转于南京与上海，几乎时刻不离其身边，肩负起机要工作的重任。

归城入城工部

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紧接着，他向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办事机构下达了驱逐令。翌年3月7日，童小鹏与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同行，一同从南京撤退至延安。

自西安事变爆发以来，童小鹏便一直追随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长期工作。因此，当他重返延安，便被分配至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任职。该部门于1946年12月得以重建，周恩来亲自担任部长一职，而李维汉则担任副部长。童小鹏加入城工部后，担任秘书处处长，负责秘书和机要事务的管理工作。

1948年，中共中央城工部设于西柏坡周边的李家庄。

在长达近11年的职业生涯中，童小鹏的工作地点始终聚焦于繁华的大都市，诸如武汉、重庆与南京等地。随着他重返故土，投身于城工部的岗位，这一转变显得格外自然。当时，中共中央城工部肩负着在中央既定方针的指导下，对国民党统治区各项工作的研究及指导，同时负责培养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干部。

童小鹏初抵延安不久，国民党便开始密谋对延安发起进攻。面对这一新局势，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响应，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领导核心的中央前委，坚定地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同时，由刘少奇、朱德掌舵的中央工委，则在河北的建屏县（今平山县）展开中央委托的工作；而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后委，则设在陕北与河北交界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作为中央前委与全国各战场的联络枢纽。童小鹏所在的中央城工部亦迁至三交镇，接受中央后委的领导。

在整个转战陕北的历程中，由于城工部部长周恩来身处前委，城工部的工作便交由新成立的部务会议共同领导。该会议由12位成员组成，包括李维汉、华岗、潘梓年、于江震、童小鹏、王翰、薛子正、齐燕铭、张友渔、周子健、陈华以及何其芳。

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之际，为确保行动的隐秘性与信息的安全性，众多部门均对外采用了代号。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便曾以“昆仑纵队”作为其代号。而城工部，鉴于部门中聚集了多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其代号便与教育行业产生了关联，因此被命名为“师范研究班”。

童小鹏回忆道，在那个时期，城工部的主要职责涵盖了三个核心方面：首先，密切掌握实时情况，并向党中央提供专业建议；其次，对过往经验进行梳理与总结，以不断丰富和积累工作经验；最后，重点对干部进行培训，确保他们能够被有效输送至随部队南下的新解放区，开展开辟工作。

在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童小鹏不仅继续主管其原有的秘书事务，还肩负起了中共中央与国统区秘密电台沟通联络的重任。这一系统承担着将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传达至全国各地地下党组织的使命，同时负责收集国统区各地区的情报并上报党中央。

童小鹏秉承周恩来“第二战线”的战略思想，积极投身工作。他致力于指导国统区群众的斗争和学生运动，力图促使国民党人士转变立场，以及推动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认同并接受中共的立场，以此构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

自1947年十二月会议落幕之际，党中央明确指示城工部等相关机构，务必积极推动民主同盟的重建工作，并对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冯玉祥等人，以及所有潜在的中间派别，展开更为主动的争取与协作。

1948年1月15日，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城工部及社会部的负责人下达了任务，指示他们依照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主动推进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中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四月末旬，中央城工部全体同仁汇聚于河北建屏西柏坡之侧的李家庄。至五月上旬，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周恩来同志不再兼任城工部部长一职，李维汉同志接任此要职。

一室为城市政策研究室，二室为蒋管区工作室，三室则专注于南洋问题，即华侨问题的研究。随后，城工部内部增设了解放区城市政策委员会，由李维汉担任主任，并下设工业、商业、文教、市政四个工作组。

中共统战部初创

1948年8月，各民主党派成员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踏上征程，投身于解放区。进入8月下旬，中央汇报会上，与会者纷纷建议将中央城工部更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此举旨在更有效地开展政协筹备工作。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宣布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更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该部门将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事务、国内少数民族事务、政权统一战线工作、华侨事务以及与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此前由城工部负责的解放区城市政策研究工作，现已划归中央政策研究室。李维汉被任命为部长，高文华担任副部长，齐燕铭出任秘书长，童小鹏则任副秘书长。

自统战部成立以来，其核心任务便是受命筹备新政协，并负责接待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当时，统战部本部的业务干部仅有三十余人，若计入机要和勤杂人员，总数不过百人。加之经费紧张，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困难可谓接踵而至。

为妥善接待莅临新政协的各界民主人士，统战部在石家庄设立了交际处，该处以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为基石，扩充了若干干部力量，专责接待事宜。金城与申伯纯分别担任交际处的正副处长。民主人士抵达石家庄后，首先入住交际处，随后乘坐吉普车被送往李家庄。

鉴于即将有一批民主人士从北平、上海抵达解放区参与政协工作，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他们能够有地方居住。统战部驻地的李家庄当时仅有五六 十户人家，而我部人员已使住处显得颇为拥挤。面对即将到来的民主人士，我们需想方设法妥善安排他们的住宿。

周子健负责总务与财务的统筹，接待和住房事宜亦由他主导。在他的精心组织下，统战部的干部们纷纷将自住条件较好的房屋腾出。同时，他迅速召集当地的木匠、泥瓦匠，组建了一支建筑队伍。他们利用村中的空地和旧房，新建并修缮了几栋土木结构的平房。在平房中砌上土炕，配备木制家具后，这些房屋便成为了李家庄当时的“高级宾馆”。

11月，来自北平、上海、西安的众多民主人士云集李家庄，其中包括胡愈之、沈兹九、吴晗、符定一、周新民、刘清扬、严信民、韩兆鹗、何惧等人。随后，周建人、雷洁琼、翦伯赞、楚图南、田汉、安娥、杨刚、宦乡、张曼筠、周颖等亦纷纷加入。此外，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亦亲临现场。

民主人士大多源自上海或北平，素来居住于都市中的洋楼，生活品味亦颇为考究。踏入中共的根据地，他们得以入住李家庄的“高级宾馆”，享用首长级的精致膳食。虽然与繁华都市相较略显逊色，然而当他们发现自己所居之处甚至胜过统战部长李维汉的住所，且饮食待遇亦与部长相当，心中不禁生起满意之情。更有部分人士对共产党如此优待他们，感到内心有愧，难以心安。

身为统战部初创时期的副秘书长，童小鹏肩负着行政与秘书工作的重任。除此之外，他还承担着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负责中共中央与上海、香港等地党组织的秘密电台通信联络。这些联络的收发报工作往往在深夜展开，每一份电报的传递都必须迅速而准确。因此，童小鹏不仅白天忙碌，夜间也需坚守岗位，成为团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员。当时的电台位于十几里之外，紧急电报的收发全依赖于他睡榻上的一部手摇电话机。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急电传递中的口述与复述声此消彼长，常常使他难以入眠。

随后，童小鹏得以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对其长期的重用，他对总理的工作得心应手，这一点与他那不知疲倦、能长时间工作的能力密不可分。而他这种能力的培养，无疑与他早期在统战部成立初期那段日夜奋战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联。

统战部接管中南海。

在平津战役中，中共对国民党北平“剿总”司令傅作义实施了军事围困与政治争取，促使他率部起义，从而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城接管。北平的解放为政协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迫切要求政协的筹备工作加速推进。

2月1日晚，周恩来同志紧急召集统战部齐燕铭、周子健二位同志至西柏坡，亲自安排，要求他们火速赶往北平，着手安排民主人士入住的住处以及政协筹备会议的场地，并做好车辆调配，以确保李家庄的民主人士能够安全护送至北平。

齐燕铭与周子健在次日即刻率领统战部部分员工前往北平。抵达北平后，在华北局及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的协助下，他们率先接管了中南海，并迅速成立了中南海办事处。与此同时，他们立即着手进行中南海内房屋的管理及卫生清扫工作，以确保此处能成为政协筹备组成员的居住与办公场所。

接管后的中南海，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凉与衰败的景象。众多古建筑显得破败不堪，不少房屋已尽显颓势，荒草遍布，垃圾和污泥四处散落。

在周子健处长的指挥下，几名干部迅速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随即启动了环境卫生的整治工作。同时，部队被派遣至中南海，负责清理污泥杂草。修缮房屋、排除地雷、防火以及安全保卫等一系列工作亦同步推进。此外，中央警卫处已接到通知，将负责中南海的警卫任务。对于中央领导居住及活动的颐年堂、政协筹备会办公及会议的勤政殿，以及举办大型会议的怀仁堂，安全保卫措施及设施的安装与修复工作均被列为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申伯纯亲自率领统战部交际处接管了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远东饭店等知名大饭店。他与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等相关部门紧密协作，部署了周密的安保措施。此外，他还对饭店员工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政治教育，以确保大批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人物能够顺利进入北平，享受到便利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3月10日，部长李维汉率领统战部团队抵达北平，并于中南海安顿下来。李维汉在丰泽园颐年堂后院的正厅中居住与办公，而其他人员则多居于静谷北面的居仁堂。中共中央统战部入驻中南海后，在积极筹备政协的同时，迅速着手起草了《对新政协单位及人选的初步建议》，并及时上报至中央。

童小鹏夫妇初入中南海，暂居于颐年堂大厅西侧的客房。不久，因颐年堂大厅需接待贵宾，他们便迁至颐年堂后院东侧的厢房安顿。

鉴于当时军委三局电台与统战部机要科配套设施位于西郊的八大处，而八大处与中南海相隔遥远，加之交通条件恶劣，报文传递极为不便。在童小鹏主管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得到上级批准后，他在中南海内增设了一部电台，以此与香港、上海等地的秘密电台保持紧密联系。

在统战部领导的行列中，童小鹏负责与香港、上海等地的秘密电台进行联络工作，因此他与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的联系尤为频繁。彼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设于香山，为确保密码安全，中共中央作出规定，机密电报通常不向城内驻部门抄送。中央各部的部长们需每隔数日亲自前往香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查阅机密电报。

1945年，童小鹏（身挎相机者）随周恩来同志一同从重庆返回延安。

随着新政协筹备工作的紧张进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事务缠身，无暇亲自前往香山，遂指派童小鹏代为查阅电报。统战部的文件，亦请机要处予以誊抄，并由童小鹏携带回转。至于其他各类文件，则由童小鹏在香山审阅完毕，后返回中南海向李维汉进行口头汇报。

某日，童小鹏自香山返城途中，行至青龙桥畔，车辆不慎起火。司机迅速脱去棉衣，奋力扑灭火势，然车已无法再行。童小鹏与司机无奈只得在路边静候。幸而，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苏井观亦在香山，夜幕降临时返城，途中目睹了狼狈的童小鹏，遂将二人一同带回了城内。

周恩来未至机场接张治中。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继任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试图通过国共双方的和平谈判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他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展开协商，并决定派遣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人为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

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同意于4月1日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展开和平谈判。我方代表阵容包括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其中周恩来担任首席代表之职。随后，国民党方面决定增派刘斐作为代表，并指派卢郁文、屈武担任顾问，同时张治中被任命为首席代表；而我方亦增派聂荣臻加入谈判代表行列。

在周恩来同志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由统战部齐燕铭同志担任中共和谈代表团的秘书长一职，主要负责南京代表团的接待事宜以及谈判期间的秘书工作。周恩来同志还指定南京代表团入住六国饭店，并将谈判地点定于中南海的勤政殿。会场布置由统战部负责，而警卫工作则由警卫处统筹安排。

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们均寓居于香山，彼处与北平城相隔二十余公里。加之道路崎岖，且所用的汽车多为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旧款车辆，单程耗时便已逾一小时，夜间出行更是充满风险。对于周恩来而言，他每日需与众多民主人士交往，这样的交通状况无疑增添了他的诸多不便。他已深感一日二十四小时难以满足其工作需求，而漫长的车程更成为他难以承受的负担。至于与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则多在中南海展开。为了便于工作，李维汉与齐燕铭便与周恩来商议，在中南海内为他寻觅一处办公与休憩之所。统战部随后便将周恩来寓所选定于颐年堂后院东侧的一座四合院中。这座四合院即为人所熟知的“菊香书屋”，因此，首位入住此著名院落的中共领袖非周恩来莫属，而非后来的长期居住者毛泽东。

“菊香书屋”的北屋内设有五间正房，周恩来仅挑选了东侧的两间作为居住之用；西侧的两间则由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所占用；而位于中间的一间则被辟为餐厅及会客之用。周恩来所率的警卫部队居住于院落东厢房，童小鹏及其夫人紫非亦同住“菊香书屋”，安顿于西厢。童小鹏肩负着中共中央与香港、上海等地的秘密电台联络重任，频繁向周恩来传递电报，同住院内无疑极大地方便了这一工作。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平。周恩来事先获悉，张治中在抵达北平前，曾两次前往溪口向蒋介石咨询和谈事宜。出于对此的不悦，周恩来并未前往机场迎接张治中。因此，当张治中一行走下飞机，发现机场仅林伯渠、李维汉两位在等候，不禁感到几分异样。

当晚，周恩来同志陪同中共代表团成员林伯渠、林彪、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等，一同前往六国饭店，对张治中一行进行探望并设宴款待。宴会结束后，周恩来与张治中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张治中两次访问溪口的关切，并坦言这正是自己未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他的原因。

在长达十余天的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多次与张治中进行深入交流，并陪同他前往香山，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半日的深切会谈。在此期间，周恩来曾五次向北平的民主人士通报国共和谈的最新进展，征询他们的宝贵意见，并亲自起草了《国内和平协定》的初稿。而童小鹏则全程参与谈判，利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段珍贵的历史瞬间。

4月13日，草案递交至南京代表团，同日夜晚便展开了正式的会谈。经过多轮的深入讨论，我们始终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根本原则，并采纳了南京代表团所提出的众多修改建议。至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会谈中，南京代表团明确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议》。翌日，代表黄绍竑与顾问屈武即刻启程返回南京，力促南京当局接受该协议。

尽管国民党政府的决策权仍牢牢掌握在“下野”的蒋介石手中，李宗仁与何应钦在获得协议后，便迅速呈送蒋介石审阅并作出裁决。蒋介石明确指示，绝不可签署该协议。于是，李宗仁与何应钦在20日深夜向张治中发出电报，坚决拒绝接受协议。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坚决态度，毛泽东与朱德随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成功攻克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

与毛同院住

1949年6月11日，经过多次协商与周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预备会议在中南海的勤政殿隆重举行。会议在轻松而严谨的氛围中，细致地商讨并确定了参与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各单位及人选的初步名单。在此基础上，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人选亦得以初步确定。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于中南海勤政殿隆重召开首次会议。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人民团体等共计23个单位的134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领导同志相继发表讲话。经过深入讨论与反复修改，会议最终通过了政协筹备会的组织条例及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童小鹏（图中左侧第三位坐着者）自随周恩来抵达西安以来，便与叶剑英（位于左侧第一位）等人士共聚一堂。

当夜，召开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首次常委会，会议决定推举毛泽东担任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五位同志担任副主任，李维汉同志则被任命为秘书长。

筹委会设立了六个工作小组，其中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三小组组长，肩负起起草《共同纲领》的重任。这项任务无疑是筹备工作中的最艰巨、最繁重的部分。周恩来深知，《共同纲领》不仅是建立新中国的总章程、总政策，更是新中国第一部具有临时性根本意义的法典，它关乎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影响深远。因此，他下定决心，在政务繁忙之中，暂时将其他事务放下，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勤政殿中，不分昼夜地查阅大量资料，亲自执笔，仅用七天便完成了《共同纲领（草案）》的全文起草。稿件经毛泽东审阅后，随即提交会议讨论。

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诸多关键事项亟需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并征得其指导；作为筹备会常委会主任的毛泽东同志，亦频繁邀请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贤达进行面对面交流，共商建立新中国的重大政策与方针。这样的频繁出行，从香山至城中的漫长往返，无疑给毛泽东同志带来了诸多不便。

6月中旬，毛泽东提出需在中南海觅一居所。周恩来考虑到自己目前所居庭院环境幽静，颇宜毛泽东居住，遂建议将他和林伯渠所住的正屋让出，毛泽东入住。周恩来本人则迁至庭院之南房，以便办公与居住，并为林伯渠另行安排了住所。

自那之后，毛泽东每次莅临中南海，便选择了菊香书屋院落中的正房安顿。其身边警卫随之迁至昔日周恩来警卫员的东厢房，与童小鹏形成对望之势。于是，童小鹏便与毛泽东同院共居，邻里关系更加亲密。

他的旧识、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亦随之入住。叶子龙夫妇及其两位女儿，一同挤身于院子侧旁的一间狭窄的库房中。香山派来的一位炊事员，于院中临时搭建了一座小灶，专为毛泽东烹制膳食。偶尔，叶子龙也会亲自操刀，为毛泽东烹制他钟爱的辣子鸡。

在童小鹏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时光里，毛泽东挥笔创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杰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此文于6月30日公开发表，为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提供了政治与思想上的双重准备，并为《共同纲领》的理论与政策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后，毛泽东入住“菊香书屋”，他的长女李敏便从苏联归来，特地到中南海探望父亲。于是，叶子龙便临时将李敏安置于童小鹏的家中居住，并叮嘱童小鹏的妻子紫非好生照料。

童小鹏家的西厢房，面积不过20平米，对于居住的夫妻俩而言，空间已然显得有些局促。而李敏作为客人到访，自当受到优待。因此，童小鹏便在自家的办公室临时搭建了一张床铺，开始了他的“游击”生活。

某日，毛泽东于闲暇之余探访李敏，恰逢紫非亦在室内。他对李敏言道：“住在此处，甚佳也！”彼时紫非年仅二十余岁，闻言毛主席欲令李敏以阿姨称之，不禁略显羞涩。未及两日，李敏便从童小鹏家中离去，中央办公厅为她另行安排了住所。

经过一段时日的流转，江青亦迁居中南海，周恩来遂将原本用于办公与居住的南房慷慨让出。预见到政务院未来可能设于中南海，为日后工作的便捷着想，周恩来便选定中南海西岸最北端的西花厅作为办公与居住之地。他在此安家，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共计25载。

筹备第一届新政协会议

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部分机关以及几位中央领导陆续迁往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与员工亦逐步从原来的丰泽园、居仁堂等办公与居住地，转移至位于北部的锡福堂、迎春堂等地。

为强化党中央对新政协会议的领导，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决定设立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并配置干事共计21名。干事会设立了五名常务委员，其中书记一职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其他委员包括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童小鹏同志随即以党组干事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加入，全身心投入到新政协筹备会的秘书工作中，并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圆满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各项任务。

这幅影像家喻户晓，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捕捉这一刻的人正是童小鹏。

周恩来在党组干事会上发表了题为《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讲话。他指出，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全国政协已演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的政治协商机构，国家诸多重大事务均可在事前在此进行充分协商。

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新政协将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以产生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为最高政权机构，而政务院则是最高行政机关。

童小鹏回忆起，在《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中，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讨论尤为激烈。有人提出借鉴苏联模式，实施联邦制。对此，毛泽东征求了各方的看法。李维汉则主张，民族区域自治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宜盲目照搬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以实行联邦制。李维汉的这一观点获得了纲领起草小组、筹备会常委会以及中共中央的高度认可，并最终被采纳实施。

然而，正当新政协筹备工作正处于紧锣密鼓的进行阶段，李维汉这位关键人物却不幸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致使右胯骨骨折，迫使他不得不暂时退离工作前线。

李维汉因一次意外受伤，住院治疗长达数月。在此期间，新政协筹备会的秘书长一职暂由林伯渠接任，而统战部的工作则由副部长徐冰主持。

自6月15日至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成功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与八次常务委员会。在此期间，筹备会决定将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命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个月的筹备历程中，最为显著的成就便是为正式会议准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三个关键文件。此外，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基础上，筹备会广泛开展了协商，拟定出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单，成功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

此外，关于新中国的首都、纪年法、国歌、国旗等关键草案，亦在筹备会议中得以拟定。经会议协商一致，确认了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以及特邀代表共五种代表类型，他们分别来自45个不同单位。在此次会议中，正式代表共有585位，而候补代表则有77名。

中央统战部与中央组织部携手合作，将新政协代表人选及各项统计数据汇编成一本厚重的资料，并报送至中共中央。在编纂此资料的过程中，从部长到每一位具体工作人员，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童小鹏亦倾注了心血。据悉，毛泽东在审阅这本资料时，不禁喜形于色，风趣地称之为“天书”。

统战部自创立之初，便肩负起首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使命，现已圆满实现。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开幕仪式。来自各党派、各地区、军队、各团体、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以及特邀的各位代表，共计632位，与300位受邀嘉宾一同出席了此次盛会。大会的执行主席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和郭沫若五人共同担任。随着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大会正式开幕，礼炮轰鸣，军乐齐奏，营造出庄严而热烈的气氛。

童小鹏自豪地展示着新中国摄影史上首张彩色照片。

正是在这一庄严的开幕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那番令人难以忘怀的致辞，其中他铿锵有力地宣告：“……我们的努力将铭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它将证明：占据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昂首挺胸，站立在世界的舞台上！”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此次政协会议，特命书记处书记彭真全权负责，并设立会议党组秘书处。童小鹏与中央组织部韩劲草同志被任命为秘书处正副处长，主要负责与会代表及工作人员中党员与团员的登记、分组以及相关活动的组织安排。

秘书处特地邀请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发表了一次鼓舞人心的动员演讲。在演讲中，刘少奇详细阐述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大会的重要意义和肩负的使命，他强调，全体党员必须坚定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并积极与党外人士携手合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他特别指出，大会候选名单中的党外人士均经党中央批准，党员们必须确保在投票时给予党外人士充分的支持。会议结束后，各党小组积极学习讨论刘少奇的报告，以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从而保障政协大会的顺利进行。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历时十日圆满召开。会议伊始，新政协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同志详细汇报了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随后，周恩来同志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董必武、谭平山两位同志亦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在会议期间，共有来自各界的88位代表登上大会讲台，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特邀代表宋庆龄对本次政协会议的召开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表示：“这标志着我国历史性的飞跃……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得以成功践行，并因此获得了最坚实可靠的保障。”

9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案。会议同时做出了建立“为国捐躯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并确定了碑文内容。此外，还决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当日下午，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80位成员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以及由56位成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主席，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同志则担任副主席。会议最终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傍晚6点钟，趁着大会统计选票的间隙，全体代表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举行了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周恩来同志代表会议主席团发表讲话，他庄严地表示：“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特别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建立一座纪念为国捐躯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天，即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这座纪念碑的奠基盛典。”

周恩来发言完毕，与会全体代表随即脱帽，陷入庄严肃穆的默哀之中。随后，毛泽东亲自朗读了他所撰写的碑文：“自三年前起，那些在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革命中英勇献身的英雄永垂不朽！自三十年前始，那些在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革命中英勇献身的英雄永垂不朽！追溯至一千八百四十年，自那时以来，为抵御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幸福而英勇牺牲的英雄，其精神亦永垂不朽！”

碑文宣读完毕，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各单位的首席代表们依次拿起铁锹，为纪念碑的基石添土，以此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

10月1日下午2时，新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于中南海的勤政殿召开了首次会议。会议决定采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指南，并正式选举林伯渠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的总理，同时毛泽东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至此，中共中央统战部初创阶段的首个历史性重要使命，已圆满画上句号。童小鹏对能够参与这一非同寻常的工作，内心充满了由衷的喜悦。

当日下午三时，天安门广场上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的庆祝活动盛大启幕。童小鹏肩负着相机的使命，以大会工作人员的身份，跟随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此同时，众多新闻记者因未能获准登楼，只能驻足梯道口，努力捕捉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正式开幕，童小鹏见证了毛泽东按下启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缓缓升起。当毛泽东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之际，他迅速捕捉下了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瞬间。

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珍贵照片，是童小鹏借助彩色胶卷捕捉的瞬间。在当时，国内尚无彩色胶卷及相应的冲洗晒印设备，而这批彩色胶卷，正是袁超俊在香港工作期间，不久前委托他人赠予童小鹏的。拍摄完成之后，童小鹏特地委托外贸部门的工作人员，历经千辛万苦将其运送至香港进行冲洗和晒印。尽管童小鹏对拍摄效果有所遗憾，然而，这毕竟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刻的彩色影像，标志着新中国摄影史上的首张彩色照片，其价值自是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