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第四十二辑

溥仪，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其生涯交织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之中。他历经从皇帝退位为逊帝，再到流亡寓公，直至沦为伪满洲国的傀儡，最终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完成了向新生活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溥仪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无人可替的独特角色。

自1916年踏入皇宫之门，我在宫中担任过御膳房会计、御前随侍、代理奏事官等职务。伴随皇室仪仗，我见证了北京、天津、长春三个时代的变迁，历时整整28年。在这期间，对于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以及溥仪皇帝的个人生活，我不仅有所耳闻，更有目共睹。近年来，关于溥仪及其历史的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在此，我将简要介绍一些鲜为人知或稍显疏漏的史实，以期让读者对溥仪及其那段历史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一、初见溥仪

吾家世居京东蓟县，乃一典型的耕读之家。先父名王芮，号季生，在咸丰年间荣膺秀才之誉，后赴通县应试廪生，遗憾的是名落孙山。遭遇挫折之余，他便在县内一户豪绅家中开设私塾，传授学问。民国时期，他依旧身着袍褂，留有长辫，自称是清朝遗民。自幼，我便追随父亲吟诵经典，深受封建思想的滋养而成长。

“明日随我兄长居住于宫中，饮食有‘科食’（皇帝剩余的膳食），无需开销，你在宫外承揽画作，入宫绘事，岂不两全其美？”兄长应允徐师傅之邀，搬至宫中徐师傅的住所。一日，御膳房首领太监聂顺锋见到兄长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十分喜爱。又见徐师傅的住所简陋狭窄，便邀请兄长同住，共同闲谈，并委托他作画。自此，二人交往日益密切。后来，溥仪皇帝命令御膳房设立“野意膳房”，专司制作野味，人手不足，经聂太监推荐，兄长遂成为“野意膳房”的“买办”。1916年，兄长从京城来信，邀我进京，那一年我十九岁，辍学在家。在兄长的帮助下，我得以进入宫中担任御膳房的会计。

两年后，我的同事陈国珍与刘荣喜相继被选为溥仪的“御前随侍”。陈国珍是溥仪身边总管太监邵自禄的外甥，他有意将我推荐给溥仪。在陈国珍和刘荣喜的共同奏请下，上级迅速同意了召见我的请求。

“拨入殿上吧！”（意即担任下级差役。）我听闻此言，心中凉了半截，但终究只能叩首“谢恩”，侧身退下。虽未能在殿上供职，不久后，陈国珍、刘荣喜的保举，加之溥仪的二次召见，我终被任命为“御前随侍”。

身为“御前随侍”，我遵照溥仪的旨意，正式拜总管太监邵自禄为师，并对他行了拜师之礼。拜师仪式结束后，邵自禄需向溥仪叩首，以示对皇上赐予徒弟的感激之情。按照惯例，小太监拜师后，师傅便成为他的顶头上司，首要任务是尽心竭力地服侍师傅。清晨，天未亮便需起床，为师傅准备好漱口水和洗脸水，并协助师傅穿衣用餐；夜晚，则需等到师傅安寝后方可休息，夜间还需随时听从师傅的召唤。唯有将师傅伺候得妥帖，日后才有晋升的机会。鉴于我们是侍奉皇上的，师傅对我们颇为客气。在我拜师之后，溥仪身边除了太监，便只有随侍陈国珍、刘荣喜以及我本人。随后，溥仪又陆续选拔了几位随侍加入。

二、清宫岁月

溥仪，乃慈禧太后之妹婿、醇贤亲王奕譞之子、载沣之长子。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慈禧太后病势沉重，溥仪被迎入皇宫，继位为同治帝，同时承袭光绪帝之位，登基成为清朝第十位皇帝。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溥仪在位仅三年便被迫退位，尽管如此，“优待条件”仍有所保留，溥仪虽丧失帝位，但尊号依旧。那些遗老遗少及民国时期的显贵们，依然对他行三拜九叩之礼，尊称其为君王，紫禁城仿佛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小国。直至1924年11月5日，溥仪在冯玉祥将军的逼迫下，不得不接受《修正清宫优待条件》，这才被迫离开了他生活了十五年的紫禁城。

溥仪在宫中的日常生活与后来相比，仍保持着相对规律性。每天早晨大约8点左右，他便会起床。这时，盆架上已放置了一盆凉热适宜的洗脸水。每当溥仪洗脸之际，我们这些负责服侍的八九人便会手捧毛巾与肥皂，环绕在旁恭候。洗脸前，我们需事先准备众多手巾，因溥仪洗脸时使用毛巾的数量并无固定之数。他擦拭面庞时，众人皆需凝神屏息，密切注视。他往往擦两下后便会将毛巾随手丢弃，周围的侍从则不得不迅速接手。

洗漱完毕，我们还需协助他更换贴身的“浆洗”——即内衣。溥仪的贴身内衣每日均需更换。随后，他便前往西暖阁换上外套。西暖阁内，约五六间宽敞的炕上，陈列着四季更换的各式衣物。在挑选外套时，溥仪偶尔会觉得我们挑选的款式不合心意，便亲自翻找，将试穿后的衣服随意扔至地上。待挑选完毕，我们便需一件件地将它们整理妥当。在为溥仪穿衣时，动作需轻柔而迅速，以确保他不会感到丝毫不适。那时，溥仪尚未成年，稚气未脱，常在披上外套后便急于去做别的事情，而我们必须在后头追着给他扣上扣子。

此后，溥仪将前往东暖阁的前殿享用点心与品茗。在众多点心中，溥仪尤为偏爱“火纸筒”。此点心薄脆可口，甜香扑鼻，由前门附近一家知名的点心铺提供。至于茶水，通常由西直门外景春茶店供应的“鹤岭云雾”茶。在为溥仪倒茶时，需用细网过滤，确保茶叶和茶梗等杂质不致落入杯中。

“简斋，你对那件事了解吗？”因此，我也需不断翻阅各类报纸杂志，确保在溥仪提问时能迅速给出答案。

“传！”随即差人将候在书房旁屋的师傅与陪读唤入。师傅入内后，先行目礼于溥仪，而陪读则向溥仪请安。礼节完成后，我们整理好他们的帽子和衣裳等物，便退至门外。当时，讲授古文的是陈宝琛、朱益藩两位师傅，而教授英文的则是英国人庄士敦。溥佳、溥杰、敏崇担任陪读，我们在上课时需在外等候，不得随意进入。有时溥仪需要取用物品，若候命之人不熟悉所在，便可能遭受责罚。我每次见到溥仪用过的物品，都会用纸袋妥善封装，并附上文字说明，以便心中有数。每当溥仪召唤，我总能迅速将所需之物呈上。因此，此后溥仪在书房有事务时，常会唤我上楼。

用餐时间并无定规，全凭溥仪自行决定。餐食早已备妥，一旦溥仪发出“传膳”的指令，早已在东暖阁备妥的御膳房首领便会自内而外，依次传唤。待声音落下，一列浩荡的队伍便端着佳肴而至，先由御膳房人员传递至殿上，再由殿上人员递至我们手中。传膳之际，众人皆需佩戴洁白的套袖。日常菜肴往往摆满数桌，多达三四十种。此外，老主子（即太妃）处亦需每日送菜，总计约五六十样。菜肴摆放完毕，还需高声宣告：“老爷子，菜已上齐。”待得溥仪首肯，方可揭开盖子。进膳时，随侍亦需在一旁站立伺候，溥仪目光所及之处，便需迅速递上所需。同时，还有一位太监负责监督溥仪，时常提醒：“这是这，您得适量；那是那，您也得少吃。”进膳时，有时溥杰、溥佳与溥仪同席，有时皇后、淑妃共餐。若溥仪心情愉悦，便会对我们说：“拿两个碗、两双筷子，你们也来一起享用吧！”此时，我们需先跪地致谢，然后在一旁站立进餐。夹菜时，须先用一双筷子将菜夹入一个小碗中；尔后，再用自己的筷子从碗中取食。用膳结束后，那位太监照例前往老主子处报告，内容不外乎是：“老爷子今日进膳，味道甚佳，香气扑鼻。”

溥仪日常享用山珍海味与美馔佳肴，而每逢新年伊始，他定会品尝以长寿菜（即马齿苋）为馅的饺子，以此祈愿长寿。立春之际，他则会咬上一口鲜嫩的萝卜，称之为“咬春”。榆钱成熟之时，蒸糕也成为餐桌上的必备美食。到了九九重阳节，菊花锅子更是不可或缺，锅中撒上菊花，香气四溢。而端午节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腊八节的腊八粥，更是传统佳节中不可或缺的美食，每一道都讲究精致与风味。

每逢溥仪在御花园徜徉或是于宫中漫步，总会伴随一番排场。行进最前方，总有一位太监，他不住地发出“哧一哧——”的口哨声，用以警示众人及时避让。一旦听见这“哧哧”的哨音，无论何人，皆需即刻躲进附近的屋舍，若真有无法及时躲避的情形，则需面朝墙壁跪地。跟随其后的是捧着马扎、衣物、点心、药品的仆人，以及负责携带便器的宫人，自是不可少的还有负责茶的茶房，其小茶炉时不时地发出“呜呜”的声响。

在漫步游玩之际，溥仪尤爱吟诗作对。一日黄昏，我们数人陪同溥仪于长春宫漫步，正值金秋时节，凉风习习，一弯新月缓缓升起。月色氤氲，映照着雕梁画栋，楼台亭榭，古树繁花，宛如笼罩着一层轻纱，宛如置身梦境。溥仪兴致盎然，抬头仰望明月，吟出上句：“一弯新月上林梢，”命我续对下联。我略加思索，对道：“两阵清风吹户外。”溥仪续出数句，命他人对对，然而因随侍们学识有限，有的不仅音律不谐，内容亦多脱节，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溥仪心情愉悦，并未责怪，反而与众人一同开怀大笑。

夜幕低垂，溥仪便安寝于帐中。此时，御膳房亦需预备两盒凉菜，以备晚膳之余，饥肠辘辘时食用。在溥仪休息之际，更需一人于其“龙床”之下守护，谓之“打明更”。打明更者，可在地铺上或坐或卧，唯禁止入眠。除打明更者外，尚有八九人于殿堂之上轮值。殿上值班者，可于位上稍作休憩，或小憩片刻，只要不失职便可。我们当时分为两班，每班自早八时起，至次日早八时止。两班交班之际，还需进行“过班”仪式，即带班者需向接班者详述未完事项及后续应做工作。

入夜之后，安置好帐篷，溥仪偶尔会感到些许烦闷，便命我们讲述一些神话故事，或是闲聊家常，询问家中琐事。

溥仪偶尔会驾临婉容或淑妃的居所，亦或召后妃至养心殿共度良宵。每当溥仪驾临后妃的居所，我们这些随从亦需随行，于外守候，担当起保卫的重任。

闲暇之余，溥仪常命随从为他表演戏曲以解闷。昔日诸如杨小楼、谭鑫培等著名京剧演员，也曾应召献艺。然而，除非佳节庆典或重要喜庆之时，否则不轻易召唤他们。此时，随从们只需临时搭建戏台，张挂帐蓬，无需妆容打扮，便轮流上台清唱，或是几人登台演绎武打或猴戏。我们这些非科班出身之辈，缺乏名家指点，表演时难免粗疏，然而，这些表演却令溥仪乐在其中，笑逐颜开。清唱之时，溥仪点名，被点者必须上台，否则便是违抗圣旨。记得有一次，溥仪点到赵荫茂，因他年幼害羞，不敢登台，溥仪怒火中烧，竟令众人将其鞭笞一顿。

宫内的随从们还担负着传达事务的职责。一旦溥仪的召见令下达，首先需精确传示：请某某上殿。随后，差役将人带到殿外，我们便引领至门外，并向内禀报。待帘幕揭开，让其入内。在禀报过程中，无论对方爵位如何显赫，也仅直呼其名。被召见者进入后，我们需迅速放下帘幕，避至既能听到命令，又不宜听闻殿内谈话的隐蔽处。召见期间，若无溥仪的旨意，不得擅自上茶，因为赐予坐席并奉茶，乃是表示皇上对召见者的亲近与重视，这份“天恩”往往让那些遗老遗少感到受宠若惊。

清朝的腐败如同瘟疫般自高层蔓延至底层。在清末，太监们这些身处权势核心的人物，纷纷沾染上了偷盗与窃取的恶习，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以至于此等行径竟演变为一种风气。而这些罪行却都隐藏在溥仪一人背后，这使得溥仪的性格变得多疑。每当派遣人外出购置物品时，他总会派另一位随行监视，或是提前通过电话确认价格。

自民国时期起，溥仪的生计主要依赖于出售古董字画。尽管如此，他的生活仍极尽奢华，挥霍无度。曾有一次，他让我前往东交民巷的利威洋行，为其选购一枚钻石戒指与一块白金手表，一笔交易便耗费了四十余万元。

“皇上常以鞭笞太监，近日因小事而先后鞭笞十七人，臣陈宝琛等虽曾进谏，但皇上并未听从。”随着溥仪年龄的增长，这种行径愈发变本加厉。在他身边伺候，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责罚，使得众人都变得小心翼翼，时刻提心吊胆。

“看您怎么又这么急躁，王简斋又怎么会有先见之明呢？”溥仪听罢，揉了揉下巴，笑了起来。我立刻向二嬷表达了感激之情，这才逃过了一场痛打。

在这一时期，溥仪除了骑自行车之外，亦热衷于球类运动。建福宫不幸遭焚，起火原因不明，传闻系雷电击中，亦或为太监为避败露而纵火。这场火灾使得周边大片建筑化作焦土。溥仪便将此地辟为球场，经常与溥杰、溥佳以及随从们在此挥洒汗水，享受球赛的乐趣。

溥仪对养狗情有独钟。他饲养的两只爱犬，分别名为佛格与台格。其中，佛格乃溥仪不惜重金，从德国购入的一只警犬。他对佛格宠爱备至，即便是那尊贵无比、无人敢轻易坐上的龙床，对佛格而言也是敞开的乐园，它可以随意在其上休息。溥仪对佛格的宠爱无以复加，特意从国外进口狗粮，无论是迁至天津还是长春，都始终携带着它。然而，溥仪性情多变，这种喜怒无常的性格亦体现在对狗的对待上。当他心情不佳时，便会大声呵斥“抠门”（佛格经过德语训练，口令均被译成中文）。在狗听从命令趴下后，溥仪便会用皮鞭狠狠地抽打。随着皮鞭的挥舞，佛格的身上顿时出现了一条条淤肿，但它却始终一动不动。

“怎么不玩了？”我们会回答：“奴才们没钱了。”这时，皇帝便会赐予我们金钱，让我们继续游戏。

“祝老爷子或老主子新年大吉。”此时，溥仪与太妃们往往会赏赐几两银子作为赏钱。太妃们赏赐银两之后，亦会如往常一般，关切地询问皇上这几日的饮食与睡眠情况。

在这初一的上巳佳节，宫内六十四处的役夫齐聚养心殿前，争相抢夺象征吉祥的“金钱”。我等数人，手持托盘，盘中盛满了银铢，按照溥仪的指令，倾洒而出，如雨点般洒向人群。瞬时，数百人顺着银钱的流向，熙熙攘攘，你推我搡。有人不慎失落了帽子，有人失足踩掉了鞋子，更有甚者，被人群挤至地面，仍不放弃，双手紧紧抓取散落的银铢。而溥仪则站立于我们身后，脸上洋溢着喜悦，欣赏着这热闹非凡的场景。

正月十五之夜，养心殿四周及内部均点缀着精美的灯笼与绚烂的花束。这些灯笼全由细腻的纱料制成，形态各异，既有雍容华贵的富丽之姿，又有古朴典雅的韵味，更有那些精致小巧、独具匠心的设计，让人耳目一新。当夜幕降临，灯火与繁花交相辉映，养心殿的屋檐画栋，栏栅玉饰，金光四溢，流光溢彩。溥仪帝在此赏灯观花，兴致勃勃，不时对随从们慷慨赏赐。

在清宫的晚期，溥仪对慈善捐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并非源于他内心的慈悲，而是深刻认识到舆论的影响力远胜于金钱。当时，北京的各大报纸频繁刊登“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溥仪的捐助不仅依据报纸上公布的贫民状况，还常常派遣我依据报纸提供的线索，前往贫民家中进行实地调查。我将调查到的贫困情况汇报给溥仪，他随后会酌情进行捐助，而我则负责将善款送至受助者手中。溥仪所捐赠的最大一笔赈济款项，发生在1923年9月，用于援助日本地震灾区的灾民。那时，由于资金紧张，溥仪指示我从宁寿宫的库房中提取了48对古瓷瓶和两个珍珠手串，并派人将它们送往日本使馆。这些古瓷瓶分为“天”“地”“人”三等，此次送出的均为“人”字等级，而每串手串由108颗珍珠组成，据估算，其价值在30万元左右。数日后，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来到宫中，向溥仪致以谢意。溥仪在御花园的降雪轩设宴款待，一时间，欢声笑语充斥宫中，原本死气沉沉的紫禁城变得热闹非凡。自此，溥仪的谋士们与日本使馆的交往日益频繁，关系日渐紧密，最终导致了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逃往长春，成为傀儡。这次巨额赈灾的行动，实则招来了狼子野心，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24年的深秋，第二次直奉战争悄然爆发。起初，溥仪虽然对局势的发展保持着高度关注，却并未将此事置于心中，他坚信军阀间的争斗不过是权力的角力与地盘的争夺，对清室而言，这不会构成任何威胁。那时，我的妻子病情严重，来信急切要求我速归，我遂向溥仪请得假期，并顺利得到了他的批准。待我妻子病情好转，返回京城后，我才惊觉时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紫禁城的护军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手持枪械的国民军士兵。我向知情者询问，得知溥仪曾在醇王府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躲进了德国医院，最终流亡至日本公使馆。我赶到日本公使馆，从后门潜入，在吴长鸣的引领下见到了溥仪。那时，溥仪虽然精神略显萎靡，却并未显露出生命受到威胁的慌乱。他对我说：“目前我身边并无太多烦恼，你先回家休息几日，待我安定下来，再写信通知你。”

三、天津寓公生活

数月后，家中收到一封召唤我前往的信件，方才得知溥仪已抵达天津。抵达后，我从旁人的闲谈中得知，溥仪是在1925年2月24日，即旧历的“龙抬头”之日，在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及便衣特务的严密护送下，化装成普通旅客，从北京前门车站秘密逃至天津。在天津，溥仪最初居住于张园，随后迁往静园，在此度过了长达六年多的寓公生涯。

溥仪在天津的日常生活已失去往日的规律，他常常晚睡晚起，闲暇时则与身边人士挥拍打网球或高尔夫球。在着装方面，西服成了他的首选，为此，我还特地接受了长时间的学习，专攻打领带之道。夏日里，他常携婉容一同外出，品尝西餐、冷饮，或是漫步于商场、游乐场之中。起初，溥仪在商场购物时，仍有些难以放下身段，他并不直接与售货员交谈，而是让我们代为询问价格，之后再由他来决定是否购买。在天津，那些著名的商场与游乐场，他几乎都曾光顾。

间或，我会外出观赏戏剧，或是前往天津驻军司令部观看武术表演，抑或参加一场舞会。在这期间，溥仪先生常以进口发蜡打理头顶，使得发髻显得整洁而光可鉴人，偏爱那副为近视所配的墨镜。即便他的生活依然保持着奢侈的格调，然而与在紫禁城的时光相较，终究有所区别。用餐时，菜品的数量也仅限于十来道而已。

在天津期间，溥仪与日、英、美、法、意等国的驻津使馆均保持交往，其中与日本使馆的关系尤为紧密。每当溥仪庆祝重要节日时，日方驻军及使馆的领导层都会亲自拜访，表达问候。这一阶段，他还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流亡至中国边境的沙俄将军有所交往，并向后者慷慨捐赠巨资，以支持其复辟的尝试。

溥仪闲暇之余，常会分发纸笔，命众人挥毫泼墨，吟诗作赋。记得有一次，他每人分发了一扇面，要求各自题诗一首。我遂在扇面上题写了《赠吴将军南行》这首古诗的上半阙。完成后，众人将扇面呈上，溥仪览后，微微点头，赞道：“颇有几分豪气。”

溥仪闲暇之际，心生一计，便命人举行了一场抓阄游戏。阄签上分别写着衣料、笔墨文具，甚至还有“挨两记耳光”的字样。各式物品整齐地陈列在桌上，众人纷纷上前，却犹豫不决，心神不宁，唯恐自己抽中那“挨两记耳光”的签。

抵达天津之后，溥仪对婉容日渐宠爱，对文绣则日渐疏远。外出游玩时，溥仪常携婉容同行，却鲜少让文绣跟随。在婉容的生日，溥仪总是大张旗鼓地庆祝，而文绣的生日则显得寂寥无声，宛如未曾发生。至于两人的日常开销，原本婉容每月1000元、文绣800元，如今却锐减至300和200元。随着文绣失宠，连伺候她的仆人也敢对她颐指气使，不再听从使唤。文绣在绝望中，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并委托律师向溥仪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文绣的决断出人意料，让溥仪感到措手不及。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溥仪焦虑不安，坐立难安。为了保全小皇帝的颜面，溥仪的律师与身边的旧臣们多方斡旋，最终使得文绣得以免于上法庭对质，通过溥仪一次性支付生活赡养费五万五千元的方式，此事得以圆满解决。

文绣与溥仪解除婚姻关系后，所领的五万余元赡养费、赏赐酬劳以及各类开销，早已消耗殆尽。加之文绣在宫中习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缺乏谋生之道，坐吃山空，不出十年，钱财便已一空。在伪满时期，文绣抵达长春，宫内府大臣宝熙目睹她坐在街头哭泣，便将她接入自己的府邸。随后，宝熙将此事告知于我，嘱托我向溥仪禀报。在向溥仪汇报此事时，他面色阴沉，沉默良久，最终仅挥了挥手，我见状便悄无声息地退下。至于溥仪是否见到文绣，或是给予她资助，我则不得而知。想来文绣素来坚韧，若非实在走投无路，她断不会向溥仪求助，由此亦可推测她此时的生活处境。

文绣与溥仪的婚姻关系解除后不久，溥仪便在日本人的策划下，于1931年11月10日悄然渡过白河，搭乘日本商船逃往东北，从而拉开了其作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生活的序幕。

四、伪满时期

潜行至东北之后，溥仪在日本的操控下，于1932年3月1日先行担任了伪满洲国的“执政”一职，继而于1934年3月1日再度登基，正式成为“皇帝”。此等傀儡般的生涯持续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被苏联红军捕获，共计14年之长。

继溥仪担任伪满“执政”之位，他确实抱有振作之心，意图复兴大清的基业，每日准时前往勤民楼“办公”。然而，他不久便察觉到，伪满洲国的人事、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大权实际上均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对他严加限制，使他沦为日本的木偶。在此期间，溥仪的思想愈发陷入虚无，愈发虔诚地信仰佛教，日常饮食多以素食为主，每日勤于念经礼佛，更在私家花园中为亡故的蚂蚁筑起了“蚁冢”，并命随从收集安葬。

“‘王道本乎人情。老者安之，少者抔之。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济。士农工商，国之四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商之子恒为工商。王道如此，庶几尽焉。’”

溥仪览毕，颔首微笑。然而，那些所谓的“学生”面对试题，面面相觑，茫然不解，迟迟未能完成试卷。溥仪阅卷后，略显失望，不悦之情溢于言表，最终怏怏离去。

溥仪企图构筑亲信武装的美梦未能持续太久，便遭遇了“护军事件”。据目击者所述，当时护军在星期日休假时游览大同公园，日本人故意挑衅，引发纠纷，双方因租赁游艇而发生争执。护军中不乏擅长武术的沧州人与体格健壮的蒙古人，日方并未占得任何优势。无奈之下，日本人释放了狼狗，但此举反而遭到了护军的强力反击，狼狗亦被踢死。护军遂返回伪宫。不久，关东军宪兵队迅速出动，逮捕了多名护军成员。最终，溥仪不得不做出让步，护军遭受裁减，长枪被换为短枪，日本人长尾五郎亦被佟济熙取代，成为近卫处处长的角色。至此，溥仪手中唯一的武装力量也被关东军所掌控。

溥仪虽对日本主子俯首帖耳，竭尽所能地讨好，对待日本的下级人员亦然，但在国内，他却极为重视维护自己的帝王尊严。在担任“执政”期间，关东军为向他展示武士道精神，于伪宫西花园搭建舞台，邀请日本武术家进行表演。表演结束后，数位日本武术家邀请溥仪上台合影，溥仪觉得此举有损身份，不愿接受，但又不愿直接拒绝，陷入了两难境地。恰巧当时我站在他身边，便悄悄地拉了拉溥仪的衣襟，随即无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顶。溥仪立刻领会了我的暗示，便以“头痛”为借口婉拒了合影的请求。

溥仪担任伪满洲国的“执政”之职后，每年均需赴外省或他地展开观察巡视，此行被称作“御巡狩”。此举实则遵循关东军的旨意，以彰显日满两国“同心同德”的皇帝威严，却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象。在巡狩途中，警卫布置严密，从国务总理到随行的大臣，以及各军管区的司令官、省长等官员均紧随其后，场面显得格外庄重。

1935年夏日，正值溥仪“登基”的第二年，他开始了对东北九省的巡幸之旅。抵达吉林后，他驻足于鸭绿江畔，参观了当地的石油矿。随后，他抵达延吉市，延吉南部坐落着满清始祖的发源地——长白山。在省政府，溥仪虔诚地上香祭拜，泪流满面，对大清江山失去掌控感到痛心疾首，深感对不起列祖列宗。从延吉出发，他先后访问了牡丹江王爷庙、佳木斯，随后抵达哈尔滨。在哈尔滨，他参观了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们为溥仪一行献上了精彩的彩带舞表演。接着，他来到了齐齐哈尔。此地居民多为蒙古族，他们为溥仪一行献上了精彩的摔跤和赛马表演。行程的最后，他抵达了锦州。原本计划前往热河，但由于锦州至热河的道路多山且崎岖难行，他不得不返回长春的伪宫。

在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的前夕，王公贵族、伪满洲国的权贵以及与溥仪有所关联的各界代表络绎不绝，纷纷前来献上贺礼。即便汪精卫也派遣了使者，携带龙袍至长春，以示对溥仪的敬意。我将此事向溥仪汇报，并在呈上龙袍时，只见他脸色骤变，怒斥道：“汪逆！”对汪精卫刺杀其父的仇恨，他始终铭记在心。1943年春季，汪精卫应日本帝国主义的安排抵达伪满洲国。尽管溥仪心中颇为困扰，但为了顾全日本主子的颜面，经过一番犹豫，最终还是决定在勤民楼接见了他，并设宴款待。

在伪满皇宫内，我的职责包括处理内奏事务。尽管那段时间我结识了众多人士，但这些交往大多仅限于寻常的引见，并未有更深入的交流。然而，在这些人中，与“御用挂”吉岗以及第二任国务总理张景惠的接触尤为频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御用挂”吉岗，身为日本军人，身材矮小，蓄着仁丹胡须，面容横肉尽显阴险狡诈，令人深恶痛绝。他与溥仪初次相识于天津，彼时吉岗担任日本驻津驻屯军的大尉参谋，曾向溥仪讲授时事。后来，吉岗凭借溥杰的关系（溥杰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吉岗担任教官）赢得了溥仪的青睐，从而得以在溥仪与关东军之间穿梭。他成为了溥仪的监视者，关东军的指令大多是通过他传达给溥仪。因其对溥仪的监视和控制深得上级赏识，吉岗被晋升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溥仪对他既恨又怕，他人求见时可以不予理会，唯有吉岗，无论何时何地，即便是在用餐或休息，也必须立刻接见。不仅政治事务必须听从吉岗的指挥，就连溥仪的个人生活，他也横加干预，让溥仪疲于应对，处境狼狈不堪。

张景惠，号“胡子”，乃张作霖的结义兄弟，曾身居奉军副总司令之位。他身材矮小，常着一身挺括的呢质军装，性格粗犷，不拘小节，文墨不沾，言语间偶显口吃。他人送折子求签名时，便让随从使用预先刻制的“漏子”迅速刷过。此人对日本主子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因而深得主子青睐。

在我引荐之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当时寓居大连的前恭亲王溥伟。辛亥革命之后，他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于青岛寓居。然而，随着青岛被日军占领，溥伟转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参与卖国复辟的活动，随后便定居于大连。在那次见面之后，我将溥伟引见给他人，随即退至一旁，尽管距离较远。但我的耳中依然清晰地回荡着溥伟那激昂的呼喊：“死守，死守，须听我号令……”话音渐渐微弱，直至完全消失。由此观之，当时溥伟积极倡导溥仪离开东北，对于主张“暂缓行动”、“审慎行事”的帝师陈宝琛等人，他明显持有不满之情。

在此阶段，我依旧担当“尝膳”一职（自天津时期起），每当御膳房的饭菜准备妥当，我便逐一品尝，检查其咸淡是否适中，确保食材的洁净程度。然而，“尝膳”的真正意义并非仅限于此，其核心目的是为了预防可能的暗害，以便在突发状况下，能够有人代为承受。

此外，我每日还需负责为溥仪核对账目。当时宫中设有茶房、膳房、洋膳房（专做西餐）以及皇后等，各自独立核算，各有会计负责。每日各会计核算完毕后，需由我进行审核，随后呈递给溥仪过目。记得有一次，在查账过程中，溥仪发现一顿饭仅用白菜就达四十余斤，他顿时感到疑惑，便质问我原因。溥仪怀疑我从中舞弊，勃然大怒，立刻命令赵连涛对我进行一百板子的杖责，并将我关押在地下室。东北深秋的夜晚异常寒冷，地下室犹如冰窟，加之每日食用的都是冰冷坚硬的高粱米，我因此病倒。直至此时，溥仪才让人将我带到楼上囚禁。此次事件，我共被囚禁十几天，出狱后身体虚弱至极，尽管如此，仍需“戴罪”随侍。后来，宫中医生为我诊断，认为若不及时调治，将有生命之虞。于是，溥仪才允许我出宫休养，经过漫长的时日，我才逐渐康复。

溥仪一旦与人发生争执，深恐他人怀恨在心、意图报复，因此便会派人探查，甚至亲自出马，携带着食物以示慰藉。

在伪宫之中，侍从们不敢随意闲聊，亦不敢在两人之间流露出过分亲近，这一切皆因天津溥仪早已立下严规：严禁随意交谈，以免结党营私；严禁相互庇护；严禁贪污受贿，若同事犯错，须立即上报。此外，对下属犯错，上级一旦发现，便需立即严惩，若疏于监管，其罪更重。又有新规追加：“若违此令，必受天罚，遭雷轰电击。”日常中，众人鲜少因公事而多言，往往一语出口，便是相互质询。若有人犯错，在场者便须立即上前严厉斥责，否则便会被疑为同情，进而成为众矢之的。日常生活的相互监督，揭发与报复频仍，使得宫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自踏入紫禁城的那一刻起，溥仪便开始逐渐接触新鲜事物，并受到了一些新思想的熏陶。那时，他不知从何而来，得了一尊真人大小的木雕裸体男子像，并将其置于伪宫西花园的休息室内。那间休息室是几位格格常至之处。我目睹格格们每次出入，皆显羞涩，神情不自在，便趁四周无人，跪地恳请溥仪，“此像裸露面向外界，实乃不雅，尤其格格们频繁出入，多有不便，恳请将其转至墙壁。”溥仪听后，便命我将那裸体木雕转向墙壁。

在伪满宫内，男女之间的防范措施与历代封建帝宫并无二致，同样严苛，不容逾矩。然而，在内廷之中，却不像外界那般森严。溥仪有时会与皇后同住，清晨尚未起身，便已传召随侍入内伺候。皇后与贵人亦不时有召随侍至其处指派事务。更有随侍每日清晨至溥仪及皇后处，负责“喊早”之职。

在这个时期，内廷中传出了令人不齿的丑闻。当然，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那罪恶的封建体制，婉容只是这体制下的牺牲品。婉容，她是一位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然而，她在封建的枷锁中度过了一生，如同一个被摆布的玩偶。她内心深处渴望自由与幸福，渴望过上平凡人的生活，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她却缺乏文绣那种突破封建束缚的勇气，不愿放弃皇后的尊贵身份，这最终导致了她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时代，我们基于封建的传统观念，对与婉容有不正当关系的李某某充满憎恨，认为他玷污了随侍的名声，恨不得将他拖出去处以极刑。然而，最终这一切都被溥仪阻止了。或许是因为受佛教不杀生理念的影响，亦或是出于对李某某多年跟随的怜悯，溥仪最终将他放逐出宫。相反，他将婉容用手铐和脚镣锁住，囚禁起来。我们经过房屋时，时常能听到从屋内传出的铁链拖地声，那声音持续了许久，直到很久之后才被拆去。

在伪满洲国的晚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局愈发显露，溥仪的意志亦日渐消沉。他常常深夜至一二点钟方才入眠，翌日午后十一点多才起床。日复一日，他依赖药物注射，频繁求助于占卜摇卦，虔诚地拜佛念经，精神几近迷惘。

五、二东渡日

1940年6月，面对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强大压力，溥仪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出席日本神武天皇纪元两千六百年的盛大庆典，并恭迎日本皇族先祖“天照大神”，以此彰显国教之尊。

所谓“天照大神”，据传乃日本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祇，日本天皇被视为其血脉延续，每一代天皇都被尊称为“现人神”，即大神的化身。在日本，凡是为天皇献出生命的，死后便能够升为神明。关东军曾促使溥仪迎请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的国教。溥仪自幼沐浴在孔孟之学的熏陶之下，“敬天法祖”的理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然而，迎请天照大神，为自己更换祖宗，对他而言无疑是最为痛苦之事。然而，作为幼主，他不敢违背主子的命令，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最终还是选择在宫中，向祖先的灵位先行祭告。

在那次出行中，我担任的是代理奏事官的角色。宫中原有的奏事官名叫吴天培，他因频繁往返关内外图谋复辟，引起了关东军的关注，并因此遭到了调查。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溥仪后来以吴天培未报告纳妾一事为由，将他遣出宫外。

此次陪同的官员包括宫内府大臣熙洽、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宫内府秘书胡嗣瑗、待卫处长溥佳以及近侍卫长佟济煦等。日本方面则有所谓的“御用挂”吉岗等人，随同服务的还包括赵荫茂、霍福泰、李国雄、严桐江等。此外，还有负责御膳和茶点的勤杂人员以及安保人员。

启程之际，机关、部队、学校以及道路两侧的建筑均挂起了象征伪满的五色“国旗”，而御用车道上则布满了军警，他们手持擦亮的步枪，严阵以待，禁止任何行人通行。在皇宫府邸的正门之外，由禁卫步兵组成的仪仗队早已手持军旗，操练枪械，佩挂刀剑，整齐列队，恭候着。随着全市广播宣布“皇帝陛下将启程出宫”，车队缓缓启动。此刻，仪仗队奏响军乐，军官们行礼以示敬重，士兵们则持枪致敬。

车队中，首当其冲的是喷水车，紧随其后的是搭载军警的指挥车。指挥车之后，则是警察总监乘坐的醒目红色敞篷轿车。中央位置，则是那辆象征尊荣的红色“御驾车”，其周围环绕着四辆红色的三轮摩托车，充当贴身护卫。而车队尾部，则是随行人员与警卫团队的座驾。

抵达车站之际，伪满洲国的文武高级官员早已分列两侧，恭候多时。文官们身着盛装大礼服，头戴黑色礼帽；而武官们则身着军装，胸前佩戴着五色绶带的勋章，无不仪态端庄，神色庄重。溥仪下车后，文武官员纷纷向他行以奉迎之礼，随后，溥仪便在众官员的簇拥之下，步入车站休息室稍作休息。

溥仪所乘的专列，车头上高悬着象征伪满洲国的国旗，旗面交叉，中央则饰有“兰花御纹章”的精致徽记。从休息室至专列入口，两侧严阵以待的军警手持枪械，分列两旁。溥仪步入专列之际，军乐队庄严奏响“国歌”，文武官员依次排列，恭谨呈上礼品。专列缓缓启动，禁卫炮兵鸣响二十一响礼炮，以示隆重而深情的送行。

溥仪的专列抵达了大连，自长春而来。虽是六月的东北平原，已然摆脱了北国寒冬的枯萎之色，然而田野中却鲜见耕作的农夫，呈现出一片凄凉与沉寂。为确保军火和兵员的运输，关东军早已将长春至大连铁路两侧数公里范围内的树木尽数砍伐，此次溥仪启程前，又将那些他们认为不安全的区域再次进行了砍伐。透过车窗远眺，铁路两侧以及光秃秃的山丘上，尽是手持枪械的日伪士兵，而平原的远方，不时可见插有太阳旗的炮楼和错落有致的坟墓。当溥仪的专列缓缓驶过时，铁路两侧的日本人纷纷向专列行以九十度的鞠躬礼，以示最高的敬意。

自长春至大连的沿线，每一站都可见“忠臣孝子”恭敬地恭候于车站，迎接圣驾。火车抵达站台，停留五分钟或十分钟，此刻，这些“忠臣孝子”与站台上所有人员一同向溥仪行“最敬礼”，高呼“皇上万岁”。溥仪在车厢内挥手回应，随后降下旨意，吩咐随从为每位“忠臣孝子”颁发一枚金奖牌。

抵达大连后，我们乘坐了特意护送溥仪东渡的日本军舰，两侧还配备了数艘小型舰艇进行护航。尽管那几日黄海的风浪并不剧烈，但由于大家平日里鲜少乘船，多数人还是出现了呕吐的症状。溥仪在船上进食甚少，只能依靠水果来维持饥饿。

历经八日八夜航程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了日本的大阪港。大阪的官员们亲临港口迎接，随后我们乘坐数辆汽车迅速驶向宾馆。抵达大阪城内，街道两旁涌现出几万热情的民众，他们手持鲜花和彩旗，欢呼雀跃地高呼“万岁！万岁！”在这条洋溢着欢迎的队伍中，妇女和儿童占据了绝大多数，而男青年的身影却相对稀少。

“严禁任何人向日本人献媚，见到你时必须行礼。若有未经我同意擅自外出者，你必须立刻向我汇报。”为了测试我是否尽职尽责，溥仪派遣了人外出，随后询问我是否已对其进行盘问。随侍李国雄负责摄影，然而他竟偷偷溜出去与一位日本摄影记者闲逛，此事被溥仪得知后，众人按照他的命令对他进行了惩罚。

两天之后，溥仪乘坐专列前往东京。列车行驶在铁路沿线，稻田中的农妇们见到列车驶来，纷纷肃立，向列车行以“最敬礼”，直至列车渐行渐远。在车站，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出迎。裕仁天皇年约五十有五，体态消瘦，身着军装，脚蹬马靴。两人见面后，握手互致问候。随后，溥仪与裕仁天皇一同登上检阅台，在礼炮和军乐的庄严氛围中检阅了仪仗队。之后，他们分别乘坐两辆汽车，驶往东京裕仁天皇的赤阪离宫。

次日，溥仪卸下盛装，身着便服，以子嗣之礼拜访了裕仁皇太后。当时，我亦随行，然而当溥仪步入内室觐见皇太后时，我唯有在室外静候。自此以后，溥仪每日清晨都会前往皇太后处请安。

在东京逗留期间，溥仪亦前往了数座著名寺院与神社进行参谒。

每日，赤阪离宫都迎来日本大臣们的造访，其中不乏我引见的贵宾，诸如裕仁天皇的亲兄弟秩父宫以及当时的朝鲜总督等。

在启程前夕，溥仪与裕仁天皇的会面我并未参与，如溥仪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所述。彼时，溥仪手持吉冈所撰的“御用挂”台词，反复诵念，内容是祈愿日本天照大神降临至伪满洲国以受供奉。裕仁天皇回应道：“既然陛下如此期望，我亦不便推辞。”接着，他指向桌上的三件物品——一把剑、一面镜子和一块钩玉，这三者均被视作天照大神的象征，并向溥仪详细解释了它们的含义。然而，这三件“神器”并未直接由天皇亲手交给溥仪。后来，伪宫内府总务处长、日本人小原二三夫前来拜访溥仪，恰逢溥仪正在休憩。我询问是否应等待溥仪醒来再行告知，小原二三夫却表示事态紧急，必须立刻见到溥仪，并以此相威胁：“若误了事，责任由你承担。”无奈之下，我只能唤醒溥仪。小原二三夫将这三件神器交予溥仪，我随后接过，并将它们妥善安置。

在启程之际，裕仁天皇慷慨地赠予每位随从一套精致的茶具——六只小巧的瓷碟与瓷碗，这些茶具被精心地装在一个装饰着绿漆的纸盒中。至于天皇陛下赠予溥仪及其大臣们的是何物，我则不得而知。

于归途的列车之上，溥仪或许心中不禁感慨，昔日梦想恢复祖业未果，竟落得更换宗族的下场。愧疚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禁痛哭失声。

六、最后一面

1944年春，家中来信告知老母亲病情严重，我的心中顿时充满了忧虑。于是，我向溥仪请假，却遭到了拒绝。溥仪语重心长地说：“忠孝难以两全，若尽忠则无法尽孝。”面对这无法抉择的困境，我一时无计可施，最终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乌鸦反哺”，以此跪呈溥仪，方才获得他的恩准，得以回家照料老母。老母不幸去世后，村里正筹备成立村政权，我坚决推辞，但村民们却执意挽留我担任村会计，自此，我与溥仪的联系也就此中断。

1965年7月20日，《报纸》刊登了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并受到溥仪等人的机场迎接的消息。方始得知溥仪已重返北京。回想1944年，他悄然离去，岁月如梭，转眼间已过二十余载。如今，溥仪已在党的改造下焕然一新。而我也步入古稀之年，成为了皱纹满面的老者。人非草木，情意依旧，我决定在农闲时节前往北京探望他。

在寒冷的冬日，抵达京城后，我首先寻访了旧日的同事曹宝元，向他询问溥仪的住址。曹宝元透露，溥仪现居于东观寺20号。他补充道：“溥仪屡次提起您，明日恰逢星期日，他定会在家。”

次日午时，我抵达了溥仪的居所。那里是一个宽敞的长方形庭院。五间坐北朝南的房屋，一列辅房相映，庭院空间颇为开阔。四周环绕着青砖砌成的院墙，墙边伫立着一排挺拔的白杨。透过墙隙，可见院中生长着松树、柏树，以及梨树、海棠、榕花等植物。纵然是隆冬时节，除了松柏依旧苍翠，其他树木均已凋零，然而亦能预见来年春暖花开，梨花轻拂细雨、海棠轻吐露珠、浓荫遍布院落的幽静风光。

按下门铃，一位年约十八九岁的少女应声而出。我向她传达：“请告知，京东的王简斋希望与他会面。”少女转身入内，不久便带着喜悦的表情回来，告诉我：“请您快些进去吧！”在她的引领下，我刚刚穿过倒房，便瞧见溥仪正双手扶着客厅的阁扇，热切地等待着我。他一见我，立刻快步走来，紧紧地拥抱着我，随后将我引入客厅，安排我坐在沙发上。由于旧习难改，我犹豫着未敢就坐，溥仪却坚决地将我按在沙发上，随后坐在我的身旁，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共同回忆往昔，不禁感慨万千，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彼时，我的心情同样激动不已，一时间竟无法言表，唯有相对而泣。

片刻后，李淑贤步入室内，溥仪的情绪方始缓和，他轻拭眼角，并向她介绍道：“这是京东的王老大爷。”随后，他又将李淑贤引见与我。李夫人身姿适中，举止优雅得体，待人接物真诚热情。察觉到客厅气温偏低，她便将我引入卧室，为我泡茶、递上点心，并取来香烟。

今日的溥仪与往昔判若两人，体型丰满，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与我交谈时，他简述了离别的岁月，感慨道：“那段往事宛如一场噩梦，令人不堪回忆。你离开后不久，日本便宣布投降。那时，我被吉冈控制，几乎认定此生将流落异乡，变成异国孤魂。没想到，党和政府对我这样的历史罪人给予了如此宽容，让我晚年得以重返祖国的怀抱。”随后，溥仪谈到了党对他的改造与教育，以及他现在的幸福生活，言语间流露出对党和领袖毛主席、周总理的深深感激。交谈中，溥仪还详细询问了家中情况，甚至连自行车、半导体和养鸡等细节都问了个遍。期间，李夫人还问及：“溥仪以前有没有打过你？”我回答：“有，那已是往事。”溥仪听后，表情略显愧疚地说：“过去确实对不住你，现在应该向你道歉。”

临近正午时分，我准备起身告别，溥仪便问：“你去问问淑贤是否同意？”李夫人真挚地回应：“既然爷俩已有二十余载未见，不如边用餐边深入交谈。”

此刻，溥仪将我按在沙发上，语带玩笑地说道：“昔日是你服侍我，今日我欲让你一尝我的烹饪手艺。”话音刚落，溥仪便系上围裙，与李淑贤一同步入厨房准备饭菜。我本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他却坚决地拒绝了我的请求。

午后的时光悄然流逝至两点，我因需乘车返回故乡，便向溥仪夫妇告辞。他们夫妇俩亲自将我送至大门口，并再三邀请我若有闲暇，不妨再来。我走了一段路，回首望去，却发现溥仪夫妇依旧伫立在门口，目送着我远去。此刻，我凝视着那对在门口携手并肩、相互敬重的溥仪夫妇，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感慨：是党的恩泽，将一个曾暴虐、冷酷、怪戾之人，塑造成了一位懂得尊重、关怀、体贴他人的君子；是党的指引，将一位昔日连穿衣都要他人服侍的封建皇帝，转变为了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自那以后，我便与他永别。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与世长辞，此后的相会，便成了我与溥仪之间最后的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