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漫长的仕途里，真正能够信赖并始终倚重的人并不多，陈立夫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信任并非无缘无故，背后有着深厚的家族渊源。陈立夫的父亲陈其美，是同盟会早期的关键人物，家中排行第二。他曾赴日本求学，在那里结识了孙中山，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和得力助手。

1908年，蒋介石通过陈其美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此两人关系非常密切。陈其美的孙子陈泽祯回忆说，蒋介石刚开始从事政治活动时，多亏了陈其美的大力支持。

以前有人提到过：“蒋介石是老一辈带出来的。辛亥革命时，老一辈特意发电报让在日本的张群、蒋介石、何应钦这些人回国参加革命，他们最初都是老一辈的部下。”后来在二次革命期间，由于陈其美坚决反对袁世凯，他被通缉了，最后还遇害了。

在动手刺杀之前，陈其美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他不仅将蒋介石介绍给了孙中山，还与蒋介石结成了兄弟。陈其美去世后，蒋介石不顾危险前去收殓他的遗体，这件事让大家都明白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和忠诚。

陈其美离开后，为了在党内站得更稳，蒋介石不仅照顾他留下的两个孩子，还将他的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视为亲信，特别关照。这既有政治考量，也有情感因素。从此，蒋介石与陈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1925年，陈立夫成为了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开始参与重要的政治事务。他不仅要处理蒋介石的日常文件和机密信件，还要保管许多党和政府的秘密资料。陈立夫做事谨慎，思维清晰，这让蒋介石对他特别信任。对于蒋介石而言，陈立夫就像是他在政治路上最得力的助手。

1938年1月，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陈立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负责在战争期间管理教育体系，确保其正常运转。从上任那天起，他就特别努力，不怕辛苦。每天天还没亮，他就赶到办公室，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家，什么事都亲力亲为，看文件、处理工作，从不偷懒。他心里清楚，国家正处于危难时刻，如果教育出了问题，文化和民族的根基就会动摇，所以他始终把保护文化当作最重要的使命。

他负责推出了一个《战时教育计划》，把各部门的任务划分得清清楚楚，确保在战争期间，教育系统依然能正常运行。当时物资短缺，老师也跑了不少，但他硬是在这片混乱中，把教育的框架建立了起来。战争毁掉了好多大学，师生也都四处散落。

陈立夫大力推动学校重建计划，倡导各地高校在偏远地区独立或合作恢复授课。他还积极在内陆建立新的国立中学，组织教师团队前往各地开设教学点，确保学生能够继续学习。同时，他推行助学金制度，为学生提供生活和学习的帮助，使十多万学生得以继续他们的学业，不让学习中断。

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亲自带领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全国大学大迁移。为了躲避战火，保护学问的火种，他下令将东南沿海的大学搬到西部去，并且亲自负责交通、物资和安置工作。尽管战争压力巨大，他还是坚持到底。全国共有108所大学，大多数都经历了多次搬迁，只有新疆的一所没有受到影响。

这个决定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得以延续。在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手创办了“西南联大”。虽然八年里只毕业了3800名学生，但这其中却诞生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1位“两弹一星”的英雄、超过170位两院院士，还有上百位杰出的人文领域学者。因此，它被称为“中国教育的高峰”。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陈立夫用他的努力守护住了中国的未来之光。

1949年，蒋介石跑到台湾，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也跟着去了。陈家两兄弟以前可是国民党里的大红人，掌管着党内大小事务，人们都说“蒋家掌权，陈家管党”。可没想到，一到台湾，这俩曾经的显赫人物就不受待见了。

陈立夫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每当党面临困境时，都需要进行改革。这次的事情，我们兄弟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改革之后我们就退出。”蒋介石没有回应，因为他早已不再信任陈立夫。曾任立法委员的梁肃荣回忆说，蒋介石心中早有定论：作为负责组织的部长，陈立夫应对失去大陆负主要责任。这次所谓的“改造党”，实际上是想把他们赶出去。

关键在于陈诚，他现在已经掌控了台湾省的全部权力。蒋介石心里清楚，如果陈诚和陈立夫再这样争下去，党派就要分裂了。因此，必须有人做出让步。但陈立夫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帮陈诚帮得太过头了。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陈诚在立法院的努力获得了82%的支持率。蒋介石得知后，脸色大变：“怎么会这么多票？”陈立夫立刻明白，蒋介石担心他与陈诚走得太近。不久后，在党内大会上，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若不信我，就去找陈立夫另组党派吧！”众人一听，都明白了，陈立夫该离开了。最讽刺的是，赶走陈立夫的人正是陈立夫曾经提拔的陈诚。蒋介石下令，陈立夫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

1950年8月4日，国民党筹划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前夕，陈立夫悄然带着家人离开了台湾。尽管气氛有些沉闷，但仍有多达三百多人前来送行，场面安静而略显尴尬。为了给陈立夫保全面子，蒋介石特意安排他以参加“道德重整大会”为由，先去瑞士开会，之后再去美国。

蒋先生特意为陈立夫保留了一个“国策顾问”的头衔，每月还给他一些象征性的生活费，让他勉强能维持生活。对陈立夫来说，这看似是给他面子的一次“请走”，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放逐。

离开台湾之后，陈立夫再也没有正式踏入政界。他带着全家去了欧洲，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在美国安了家，从此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五十多岁时，陈立夫刚到美国，感觉就像从云端一下子落到了地面。他没有重新开始的条件，也不愿意跟过去的势力打交道，于是决定在郊区开个养鸡场。1953年，他和朋友胡安定一起，借钱贷款开办了一个占地约30英亩的养鸡场，建了三排每排十间的鸡舍。因为资金紧张，他和妻子亲自动手，从早忙到晚，衣服上沾满了鸡粪也不喊累。

从前的一个国民党高官，如今换上了工人的衣服，专心致志地捡鸡蛋、喂鸡，完全变成了一个“庄稼汉”。在他生意最好的时候，农场里养了六千多只鸡，三年间赚了不少钱。他自己说：“不做官了，反而觉得轻松又快乐。”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高速公路一开通，大公司用低价冲击市场，他的鸡蛋就卖不动了。

陈立夫刚走没多久，就出了大事。合作伙伴把钱撤走了，保险赔得又少，更糟糕的是，鸡舍突然着了大火，烧得干干净净，连新买的小车也跟着被烧成了废铁。陈立夫回来一看，满地都是烧焦的东西，他愣住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好在自家的房子没被波及，一家人还能有个地方住。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给了钱帮助，并多次写信邀请陈立夫回台湾担任“外交大使”，但都被陈立夫婉拒了。他说：“我对政治圈的事已经不感兴趣了。”他的鸡场出了问题后，曾有一段时间感到迷茫。后来，经人推荐，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整理中医书籍，干了两三年，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辞去了工作。再次失业后，他决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看中了华人市场，开始卖月饼、酱菜、辣椒酱和皮蛋。这些产品味道正宗，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连美国本地人也排着队来买。

1961年，陈立夫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急忙返回台湾料理丧事。当时，蒋介石多次邀请他见面，两人交谈了许多次，蒋介石依然希望他能留在台湾。但陈立夫心意已定，婉拒了蒋介石的好意，最终决定返回美国。尽管他多次拒绝了出任官职的邀请，但他与蒋介石的友情并未因此改变。多年后，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中，仍能感受到那份深厚的兄弟情谊。

1965年，一个流亡法国多年的国民党老前辈李宗仁回到了祖国大陆，并公开表示接受共产党的安排。这消息让蒋介石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意识到，如果不赶紧解决党内的分歧，可能会动摇他的统治基础。于是，他赶紧下令把陈立夫叫回来，想重新树立起党内团结的样子。

看到蒋介石写的信和那九个职位，陈立夫表现得很冷淡。他不为那些虚职所动，决定不再回到政治中心，只接了个没什么实权的闲职。他知道以前在政治上吃过亏，不想再做牺牲品。回到台湾后，他很少插手政府事务，只在文化、教育活动上偶尔露个脸，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陪着家人，写书回忆往事。

1967年，蒋介石八十岁生日时，他主动邀请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陈立夫，希望这位曾在海外漂泊二十多年的前朝重臣能回到台湾安享晚年。陈立夫收到邀请时，心情激动不已，眼里满是泪水。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他专门写了一本《四书道贯》的第一册，作为生日礼物，托人送给了蒋介石。

然而，陈立夫未能返回台湾，因为在旅途中经历了太多波折，加上连续不断地演讲，使他极度疲惫。最终，他在旅途中因过度劳累患上了肝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医生多次建议他需要充分休息，但他依然坚持参加了几个早已约定的文化交流活动，他的性格依旧那么固执。

当时蒋介石又去找陈立夫，这不仅是因为两人关系好，还因为政治形势变了。陈诚走了之后，党内就没人能和蒋经国对着干了。蒋介石觉得陈立夫对他没有威胁了，还能作为稳定党内老同志的象征，所以借着办寿宴的机会，正式请他回来。

1969年4月，已经70岁的陈立夫终于在流亡了20多年后，和老婆孙禄卿一起回到了台北。原来的官邸还在，不过蒋介石特地在天母大街为他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洋楼，让他住，这也说明他在大家心中的地位依然很高。

刚到家，记者们立刻围了上来，问他是否还会重返政坛。他轻松地回答：“我对政治现在没多大兴趣。”不过，蒋介石已经悄悄给他安排了两个没有实权的职位——“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他原本想礼貌地拒绝，但蒋介石坚持让他接受，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回到台湾后，他的生活悠闲而宁静。每天他会在客厅里练练书法，打理一下花草，还会时不时请来老朋友聊聊天。相比在美国养鸡做酱的日子，他感慨地说：“这里才是我的家。”他对生活要求很高，连吃的东西都很讲究，比如一个月才吃一次猪心，好几个月才吃一次猪脑，他说这样吃对身体好。

康复之后，他没有让自己闲下来。他亲自创立了台湾的第一所中医学校，并且带领团队编写了《中西医病症名称对照手册》，填补了中西医对照领域的空白。到了八十岁，他为自己设定了“六个不”的原则：不参加剪彩仪式、不参加婚礼、不写祝寿词、不使用党旗作为葬礼装饰、不担任治丧委员会的领导、不为年轻人撰写悼词。别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解释说：“能避免的就避免，能简单的就简单。”

蒋介石拉着他的手，感慨地说：“立夫，你真的很不容易，也受了不少委屈。”这句话让他下定决心，要在台湾安家。

陈立夫到了晚年，对国家的未来有了新的想法。他不再只想着权力，转而更关心整个民族。他常说：“希望国家能团结起来，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也许在外面闯荡了很多年，他终于明白，最值得他珍惜的，不是官位，而是自己的家乡。

1999年，陈立夫迎来了他的99岁生日，那天他拍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留念。照片上的他，穿着洁白的衬衫和笔直的西裤，还系着领带，显得格外精神和讲究。尽管满头白发，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流露出一种淡定和智慧，让人不敢相信他即将迈入百岁大关。

2001年，陈立夫在台北去世，享年101岁。这个消息出来时，很多年轻人都不认识他了。他的一生，与国民党的兴衰紧密相连，最终也在历史的角落里安静地走了。曾经风光一时的党内大人物，最后就这样悄悄离开了。

陈立夫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个个都很有出息，大多数都去了美国学习。他的大儿子陈泽安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学系，后来被过继给了没有孩子的伯父陈果夫。陈泽安在美国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植物病理学的专家。从1983年起，他多次回国授课，还回老家湖州探亲，到浙江黄岩指导果农如何种植橘子，帮助他们提升橘子的质量。他的四个孩子现在都在美国生活。

陈泽宁，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机械工程博士学位。之后，他在英格沙兰德公司工作。他的三个孩子，绍文、绍彬和绍杰，也都定居美国，在科技或工程行业努力奋斗。

陈泽容大姐原来在新泽西的一家私立学校学习艺术，后来却从事了会计和计算机方面的工作，还曾在鲁舟大学的图书馆工作过。她有三个孩子，俞国平、俞小容和俞季平，现在都在美国工作。

小儿子陈泽宠在美国普渡大学读了航空工程，后来又获得了MBA和工业设计的硕士学位，回到台湾做起了进出口贸易。他的妻子林颖是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毕业生，特别擅长语言，在丈夫的生意上帮了不少忙。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儿子，一个叫绍诚，一个叫绍仁。

这户人家有四代人，大部分在美国生活，做人低调实在，从不显摆。他们家以前在政治上很有名气，但到了这一代，大家都靠自己的本事和学问闯出一片天地，完全不靠祖先的名声。